我们不需要日本道歉！因为我们伤亡的3500万同胞并没有给予我们原谅他们的权利和资格！ 202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战败日”再次发表例行讲话，宣称“对战争带来的影响表示遗憾”，却依然未提“侵略”两字，更未出现“谢罪”表达。 与此同时，数位日本政要公然参拜靖国神社，引发国际舆论哗然。历史的阴影再次被撕开，这不是一次“外交措辞”的问题，而是对3700万中国受害者尊严的再度践踏。 我们不需要道歉，因为这场浩劫中逝去的3500万同胞，并未授予我们原谅的资格。中国的民族记忆，不是靠一句“遗憾”可以抹去的。 1937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计有3500万军民伤亡。这个数字背后，不只是冰冷的统计，更是家破人亡、血流成河的真实历史。 以当时全国人口为参考，约8%的国人死于侵略者之手。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军事冲突，而是对一个古老文明的系统性摧毁。南京大屠杀是最沉重的注脚。 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日军在南京制造了28次集体屠杀和858次零星屠杀，超过30万中国平民惨死刀下。这是历史，不是传说。 而更令人发指的是731部队。这支由石井四郎领导的“部队”，冷静地记录着一场场“活体实验”：将中国人冻伤、注射炭疽、强行解剖，制造毒气、细菌武器。 这不是战争行为，这是赤裸裸的反人类暴行。面对如此历史，日本是否承担了应有的责任？答案令人失望。 1946年召开的东京审判，虽然宣判了东条英机等战犯死刑，但对天皇裕仁的责任却刻意回避，留下法律正义的一道深裂口。 而1951年签署的《旧金山和约》，更是让日本成功规避了对中国的全面战争赔偿。这是一场政治交易，不是公正审判。 时至今日，日本多位政要仍坚持“战争责任已在战后解决”，而所谓“道歉”，不过是外交稿中的“遗憾”“痛惜”罢了。真正的谢罪，从未抵达。 与此同时，日本右翼势力大行其道，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将“进出中国”替代“侵略中国”，将“战争扩大”归咎于“国际局势复杂”。这是对历史的公然篡改，也是对正义的再度背叛。 对比之下，德国在战后对纳粹罪行的反省与赔偿，显得何等诚恳。德国政府至今仍对犹太人和其他受害群体进行持续赔偿，教育体系中全面呈现纳粹暴行，政要从未回避历史。 这不是“道德优越”，而是对人类底线的敬畏。而日本呢？中国民间自上世纪90年代起发起的多起索赔诉讼，几乎无一获胜。日本法院以“战争行为不适用于民事赔偿”为由，一再驳回。 这不是司法问题，而是国家意志的冷漠体现。更令人警觉的是，日本正在通过博物馆、教材、媒体，系统性地淡化侵略历史。 据2024年统计，日本全国85个与二战有关的展览馆中，明确提及侵略历史的不足30%。他们在构建一种新的“战争记忆”：日本是受害者，不是加害者。 这种修正主义的现实危害并不遥远。731部队留下的生物武器，至今仍在中国土地上制造威胁。哈尔滨平房区，曾多次爆发源于遗留细菌的鼠疫。 而在中国东北和东部沿海，尚有大量未爆炸的毒气弹、化学武器，威胁着普通民众的生命安全。战争的幽灵，还未散去。这正是我们拒绝“原谅”的根本原因。 原谅，是建立在悔罪与承担之后的选择。而我们，甚至没有资格去原谅。因为那3500万死去的人，从未说出“我可以原谅”。他们的沉默，不是遗忘，而是警示。 历史正义不是可以交易的物品，不是用几句外交辞令就能抵扣的道德债。道歉，也不能等同于原谅。就如同一封没有落款的悔过书，并不能代表任何忏悔的诚意。 我们不需要日本的“道歉”，因为我们需要的是正义的实现。而正义，从不是一句话的轻飘，而是行动的承担。正因如此，中国在历史记忆上的坚持，是民族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京国家公祭仪式已纳入法治轨道，《南京市国家公祭保障条例》的出台，让每年12月13日成为不可忽视的纪念日。 2015年，中国将抗战档案申报为世界记忆遗产，正是要让历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记忆。在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揭示日本战争责任的结构性问题。 哈佛大学的《日本帝国史研究》、牛津大学的《战争与记忆》等著作，都是这种努力的体现。而中国也在通过虚拟现实、数字档案等技术手段，重建历史现场，捍卫历史真相。 这不仅是历史研究，更是国家战略。一个国家的历史意识，决定了它未来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正在以科技自强、文化自觉回应那段被血与火刻写的历史。 青年一代对抗战历史的认知，已成为新时代国家认同的核心纽带。我们不原谅，不是因为我们仇恨，而是因为我们记得。记忆，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不再重演。 那3500万同胞的血，不容被一句“遗憾”所稀释。拒绝“道歉”，就是拒绝历史虚无主义。就是要告诉世界：我们不会接受篡改历史的“和解”，也不会让正义在沉默中流失。 对中国而言，记忆不是束缚，是力量。而这股力量，正推动我们走向一个更有尊严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