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九年，左宗棠家中来了一位客人，因没有下跪请安，被左宗棠骂了一句：“武官见我，不论大小都要叩拜，你为何不跪？”客人不屑的冷笑一声，带着怒火转身离开。 那客人刚走出左宗棠家的青石板巷，巷口拴着的马就不安地刨着蹄子。他翻身上马时，腰间的佩刀撞在马鞍上，发出“哐当”一声响——这声响里，藏着的哪是怒火，是压根没把左宗棠那番话放在眼里的傲。这人不是别人，是刚从湖南水师营调回来的都司，叫樊燮。 左宗棠那会儿还不是后来坐镇东南的“左大帅”，只是湖南巡抚骆秉章身边的幕僚。可架不住骆秉章信他，府里大小事几乎都由他拿主意，湖南官场早传开了“巡抚印在骆公手，巡抚权在左公身”的话。武官见他要叩拜，倒不是朝廷定的规矩，是湖南地界上默认的——谁都知道，得罪了左宗棠，在骆秉章跟前就别想有好果子吃。 樊燮偏不吃这一套。他是正儿八经的武职官员，朝廷命官，凭什么给个没品没级的幕僚下跪？回到住处，他越想越窝火，把茶碗往桌上一摔：“他左宗棠算什么东西？不过是仗着骆巡抚撑腰的酸儒！”这话没藏住，没几日就飘回了左宗棠耳朵里。 左宗棠本就脾气暴，听了这话当场就拍了桌子。他冲进巡抚衙门，直冲到骆秉章跟前，指着门外骂：“樊燮这厮目无尊卑！若不严惩，往后谁还把巡抚衙门放在眼里？”骆秉章捻着胡子叹气，他知道左宗棠的性子，也清楚樊燮的底细——樊燮是湖广总督官文的人，官文是满人，在朝廷里根基深，动他怕是要惹麻烦。 可左宗棠哪里肯依？他逼着骆秉章参樊燮一本，说他“骄横跋扈，藐视上官”。奏折递上去，官文果然不乐意了，立刻反过来参左宗棠“越权干政，欺凌武官”。两边你来我往，闹得京城都知道了湖南有这么场风波。 那会儿咸丰帝正被太平天国的事烦得头大，见奏折里翻来覆去争“跪不跪”这点事，本想摆摆手算了，可军机大臣肃顺插了句话：“左宗棠是骆秉章的臂膀，湖南能稳住，他功不可没。樊燮不过一介武夫，若因他寒了能臣的心，得不偿失。”咸丰帝这才点了头，下旨把樊燮革了职，让他回老家待着去。 樊燮丢了官，灰溜溜地回了湖北恩施老家。临上路前，他在自家祠堂里摆了桌酒，当着祖宗牌位发誓：“我樊家子孙，往后要是再学武，就不是樊家的种！”他还把“左宗棠骂我不跪”这事刻在了石碑上，立在祠堂门口，盯着子孙日日看——不是记恨左宗棠，是恨自己没文化、没靠山，才会被个幕僚拿捏。 后来樊燮把家里的田产变卖了大半，请了最好的先生教儿子读书。他儿子樊增祥夜里读书犯困，他就拿戒尺敲着桌子喊：“想想祠堂门口的碑！你爹是怎么被人欺的！”那孩子也争气，后来真考中了进士，还成了晚清有名的文学家，写的诗在江南一带传遍了。 而左宗棠呢？经了这事，倒也没太往心里去。他依旧在骆秉章身边做事，把湖南的军务、民政打理得井井有条。只是打那以后，湖南的武官见他，腰弯得更低了——谁都怕成第二个樊燮。可也有人暗地里说他：“左公才干是真的，就是这脾气太烈，不懂转圜。” 其实哪是不懂？左宗棠本就不是会低头的人。他早年科举落第，没走通文官的路，靠的就是一身“不服软”的劲在官场立足。他觉得武官见他该跪，不是贪那点体面，是觉得“事权该归一”——他替骆秉章拿主意，就得有拿主意的威严，不然命令怎么传得下去？乱世里办大事，哪有那么多温良恭俭让？ 只是他大概没料到，那场“下跪风波”会成樊家子孙读书的动力。多年后左宗棠收复新疆，成了朝廷倚重的重臣，樊增祥也在官场崭露头角。两人虽没再碰面，可那段旧闻在官场上传了又传，有人说左宗棠霸道，有人说樊燮固执，倒也成了晚清官场里一段有意思的谈资——说到底，那时的官场，哪有什么绝对的“该跪”与“不该跪”？不过是权与势的较量，软与硬的碰撞罢了。 参考书籍：《清史稿·左宗棠传》《清稗类钞·吏治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