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驻中国东北关东军陆军野战医院院长挥着军刀，用刀尖顶在护士伊藤郁子胸前，逼迫她跳入牡丹江，无奈之下的伊藤郁子，面对湍的滔滔江水纵身跳入！   1945年盛夏，东北战线已是溃败之势，第一陆军医院沿着撤退路线仓促南下，却被滚滚牡丹江堵死了去路。   冰冷的东洋刀在阳光下闪烁，院长的命令如同死神的宣判，逼得两千多名伤员与医护向江水纵身跃下，浪声与呼喊交织，许多年轻生命在瞬间被吞没。   伊藤郁子被逼至江边时，握住了一块浮木，纵身跳进急流，江水像冰冷的手，把她拽向深处，她凭着多年在海边游泳练出的本事，与浪搏命三个多小时。   眼睛刺痛、喉咙灌满河水，但求生的念头支撑她不放弃，终于，她在下游找到了浅滩，趴在泥地上大口喘气。   夜色里，她剪掉长发，换上男装，混入四散逃难的人群，躲过了日军和便衣的巡查，两天后，她被一支解放军救护队发现并收留，陌生的面孔没有拒绝她，反而递来热水与干粮，让她第一次感受到温度与安全。   在战地医疗的日子里，她拼命学习新的护理技术，常常日夜不休地为伤员包扎、输液，她的O型血在关键时刻救回了十七条生命，每一次输血都让她觉得，这才是替那些逝去的中国人偿还的一部分债。   一次，临终的年轻战士递给她一个苹果，那是他身边仅有的食物，那一刻，她泪流不止，握着苹果的手在颤抖，她明白，这份信任与情谊，已经把自己牢牢系在这片土地上。

战火平息后，返国的船票与留在中国的生活摆在眼前，她想起牡丹江畔的惨烈与战地医院的温暖，最终走向了后者。   在牡丹江野战医院，她不仅是护士，更是许多伤员眼中的“家人”，甚至得到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周保中的亲自接见，被称作“日本的女中豪杰”。   几年后，她被调往山西康复医院，在那里，她遇见了正在养伤的江苏如皋军官宗序定。   两人的缘分来得突然而坚定，不久便结为夫妻，她正式加入中国国籍，把未来托付在这片曾经陌生的土地上。   1954年，她和丈夫回到如皋，在县人民医院外科工作，三年困难时期，她把配给的粮票和微薄的薪水节省下来，为病人买鱼买肉改善伙食。   一次次献血让她体重降到只有六十斤，但她从未停下过脚步，县长魏志田得知情况后，带着红糖、鸡蛋、猪油来看望，并叮嘱她必须补足身体，医院里也挂出了“远学白求恩，近学伊藤郁子”的标语。   离休后，她并没有隐退到平静生活里，而是把精力投入到社区与公益事务，她向政协提交修路和清理娱乐场所的建议，为孩子们的健康奔走呼吁。   她捐款捐物支援洪灾地区，还会出现在学校里，为孩子们讲述亲历的战争与和平，让更多年轻人明白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   在如皋的街巷里，她已经生活了六十年，岁月让她的黑发褪成银白，也让她的耳朵更熟悉当地的方言，以至于外人用普通话交谈，她反倒要女儿帮忙转述。   每天的日子很简单，一副扑克牌、一份《扬子晚报》，一张整洁的桌子，她喜欢在午后的阳光下打牌自娱，也会戴上放大镜阅读新闻，关心着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   她的出身并不显赫，岩手县的乡村风光曾是她童年的全部记忆，父亲在农林局任职，母亲是典型的家庭主妇。她排行老二，从小爱水，也爱听故事。   看过的电影里，那些关于抗战的片段总让她久久不能释怀，每当屏幕上出现侵略的画面，她的心口都会被刺痛，那是她一生无法回避的罪责感。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她得以回到日本探亲，家乡的变化令她震惊，母亲的拥抱更让她泪湿衣襟，可她很清楚，自己真正的家早已在中国。   无论是母亲的劝留，还是日本政府许下的优渥条件，都动摇不了她的心，丈夫的陪伴、女儿的笑声、医院里熟悉的面孔，才是她生命中的归宿，丈夫去世后，日本红十字会再次提出养老安置，她依然婉拒。   在她看来，生命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国籍和出身，她愿意用余生去守护这片接纳她的土地。

1972年的返日探亲，不仅是一次家庭团聚，也成了中日关系中的一个小插曲，当年的媒体将她的故事放在显眼的位置，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首相府接见她，开门见山地表达了希望她留在日本的愿望。   她礼貌地微笑，却始终不说“答应”，短短几天后，她便提前踏上了回中国的路，正值春节前夕，火车上冷风呼啸，她却觉得心是热的。   此后，她几次回到日本探望亲友，但每一次都缩短行程，早早回到如皋，对她而言，江南的细雨、医院的走廊声、街坊的笑语，才是生命的背景音。   2016年冬天，她在如皋安静离世，享年九十二岁，那一年，许多媒体再次提起她的名字，把她的一生总结为“用一生为日军赎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