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一次国宴时，外宾刁难周总理：您见过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吗？周总理放下筷子说道：我见过。外宾追问：在哪里？她是谁？外宾们都等着看周总理的笑话，周总理这时候却微微一笑说：我的夫人。 20世纪中叶，当新中国以“另起炉灶”的姿态重返世界时，收获的目光多是审视与敌意，可周恩来这位外交家，却总能让对手从戒备走向折服，连尼克松也不例外，在无数次外交场合中，他总能化解危机，甚至反客为主。 在外界看来，周总理有外交技巧有大国智慧，不过，他真正的力量或许并不来自外部，而是源于他内心两样东西的支撑：一个关乎信仰，一个关乎爱情。 要看懂他力量的第一个源头，得从他人生最关键的一个选择说起：找一个什么样的伴侣。 年轻时的周恩来不是没动过心，他也曾与一位富商之女交往，对方很漂亮，也对革命有过一时的热情，可当革命露出艰难又残酷的一面时，她退缩了。 这让周恩来想得很明白，他要找的不是一个生活搭子，而是一个能同风雨、共生死的革命战友，一个能和他“一同上断头台”的人。 后来他在法国勤工俭学，眼看一些战友的革命热情被现实磨掉，一个名字却在他的心中越发清晰：远在天津的邓颖超，她身上那股初识时的坚韧劲丝毫未减。 于是，一张印着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肖像的明信片跨越欧亚大陆，背面是周恩来一句不像情话的情话：“希望我们两人，将来也像他们那样，一同上断头台。”这更像是一份以生命和信仰做抵押的盟约。 邓颖超的回应同样干脆：“愿为革命而死，洒热血，抛头颅，在所不惜。”两个人的灵魂，在同一个信仰上严丝合缝，这份信仰，后来就成了他外交辞令里最硬的底气。 所以当西方记者挖坑问“中国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马路’？”他能笑着接住：“因为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对方继续嘲讽“那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走路总低着头？”他也能从容回应：“因为我们在走上坡路，得看好脚下的每一步，倒是那些昂着头走路的，才不怕摔跤吗？”这些回答听着巧妙，根子上却是对自己脚下道路的绝对自信。 然而，周恩来若是只有钢铁般的信仰，那形象就太单薄了，周恩来让人折服的，不仅因为他可敬，也因为他可亲，这来自他力量的第二个源头：深沉而真实的个人情感。 一次国宴上，有外宾带着挑衅的意味问他：“您见过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吗？”问题很刁钻，怎么回答都容易掉坑里，周恩来却平静地放下筷子，坦然回答：“见过。”对方立刻追问是谁，他微笑着说出那个让全场意外的答案：“我的夫人。” 这一下就把一个可能引起国际比较的公共话题，变成了一个充满爱意的私人表达，对方没法再往下辩了，这当然是高明的外交手腕，但绝不只是一句场面话，他接着很认真地补充：“在情人眼里，自己的情人永远是西施，在我看来，我的夫人就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这份真挚，在他们聚少离多的岁月里，靠书信维系着，周恩来会“抱怨”邓颖超的信写得太官方，邓颖超则调皮地回信说总理日理万机，哪有空想她，周恩来一句“闲人怎么知道忙人多想闲人”，把思念说得淋漓尽致。 而那句流传甚广的“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更是这段感情浓度的最好证明，更让人动容的是，这位坚定的唯物主义者，竟在信里写下：“我的一生都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除了你，我希望有来世。” 当革命信仰和个人情感这两种力量在他身上融为一体时，周恩来的智慧才真正到了化境，有个美国记者曾指着他上衣口袋里的一支派克钢笔发难：“总理阁下，您也用我们美国的钢笔？”这话的潜台词，无非是讥讽新中国工业不行。 周恩来坦然拿出钢笔说：“这支钢笔啊，是一位朝鲜朋友送给我的战利品。”短短一句话，堪称典范，从信仰层面看，“战利品”三个字，不轻不重地提醒了对方那场战争的结果，背后是国家意志的胜利，捍卫了尊严。 而从情感层面看，“朝鲜朋友送的”，又把叙事拉回到有人情味的个人交往上，既没否认东西的出处，也避免了咄咄逼人，反倒显出一种温厚的君子风度，这个回答，完美地诠释了国家大义与个人风度、革命信仰与真挚情感。 说到底，周恩来的外交魅力根子就在这里，他的锋芒，来自革命信仰赋予的底气，坚不可摧；他的风度，则来自真实情感带来的温润，懂得包容。 他向世界展示的，不只是一个新中国的形象，更是一个信仰与情感高度统一的、内外兼修的完整人格，所以，当他在全世界面前说出“我的夫人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时，人们看到的，早已不只是一位丈夫的深情，而是一位伟人坦荡、真实且无法被战胜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