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兰英曾愤怒地说道：指手画脚谁不会！扪心自问，后来哪部剧敢说超过样板戏？“样板戏真的罪大恶极吗？”这一质疑，源自1986年春晚的一场风波。那一年，耿其昌和李维康夫妇在春晚舞台上勇敢地表演了样板戏《红灯记》的选段，却意外引发了轩然大波。然而，反对的声音如同潮水般汹涌，这些剧目如同流星划过夜空，转瞬即逝，成为了短暂的回忆。更令人困惑的是，随后国家京剧院为了纪念阿甲导演从艺60周年而复排的《红灯记》，竟也遭遇了同样的抵制。 时任国家京剧院艺术室副主任的张建民先生，面对质疑，连用三个掷地有声的反问，让反对者们无言以对：“要培养年轻演员，舍弃《红灯记》还能用什么？要纪念抗日战争的辉煌历史，忽略《红灯记》又该如何铭记？纪念阿甲、翁偶虹这些京剧艺术的大师，抛开《红灯记》岂不是荒谬至极？” 样板戏，全称 “革命样板戏” ，是 一个特殊的专用名词。在这 “八个样板戏” 中，京剧占据了重要地位。而通常所说的京剧 “样板戏”，除了上述 “八个样板戏” 中的五个京剧剧目外，还包括后来陆续创作的九个 “样板作品” 中的四个，即《龙江颂》《红色娘子军》（京剧版）、《平原作战》《杜鹃山》 ，一共九出京剧现代戏。这些京剧样板戏，在剧情上多以革命斗争为题材，塑造了一系列英勇无畏、充满革命精神的英雄人物形象，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国内革命到抗美援朝，时间跨度大，涉及范围广，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革命风貌。 样板戏在当时引发了一场全民参与的热潮，从国家领导人到平民百姓，都对其投入了极高的热情 ，深度介入其中。毛主席亲自为《红灯记》起名字，还对一些剧目提出加工意见，甚至修改唱词。有一次，毛泽东观看《智取威虎山》后，对剧中的一些细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某些情节的处理可以更加突出英雄人物的智慧和果敢，这一意见让创作团队对剧本进行了进一步打磨 。 在民间，群众们也积极参与到样板戏的讨论和创作建议中。他们对样板戏的熟悉程度令人惊叹，许多人能够背诵和哼唱每一段经典唱腔。在那个没有手机、网络的年代，样板戏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主要谈资。无论是在田间地头劳作的农民，还是在工厂车间忙碌的工人，休息时总会有人哼唱几句样板戏。孩子们在放学后，也会模仿着剧中人物的动作和唱腔，玩起角色扮演的游戏 。 自人们能够较为自由地表达对样板戏的看法以来，对它的争议就从未停止，批判之声此起彼伏 。作家邓友梅的感受十分强烈，他曾直言一听到样板戏就联想起自己遭遇，“就像用鞭子抽我” 。在那个特殊时期，邓友梅遭受了诸多磨难，样板戏的旋律于他而言，是痛苦回忆的触发器，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带着往昔的伤痛，让他难以释怀 。冯英子的观点也很具有代表性，他认为既然 “文革” 都已被否定，天之骄子 —‘样板戏’，难道还应找这样那样的理由去肯定吗？” 在他看来，样板戏与 “十年” 紧密相连，是那个混乱时代的产物。 还有一些人从艺术缺失的角度对样板戏进行分析。他们认为样板戏在艺术创作上存在诸多限制，“三突出” 原则使得人物塑造公式化、脸谱化，剧情发展也显得生硬和刻板。在样板戏中，正面人物总是完美的英雄，反面人物则是纯粹的反派，缺乏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这使得作品的艺术价值大打折扣 。 然而，也有不少人对样板戏给予了肯定。铁梅的扮演者刘长瑜以亲历者的身份说道，“样板戏《红灯记》凝聚了许多专业人员的心血，至今仍有不少人喜欢它” 。在样板戏的创作过程中，众多专业人员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剧本创作、音乐设计到舞台表演，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了精心打磨。《红灯记》中的经典唱段，如《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等，至今仍被广大戏迷传唱，其优美的旋律和深刻的内涵深受人们喜爱 。 一些学者的专著也对样板戏的艺术价值给予了认可。《样板戏的风风雨雨》对样板戏史实进行了客观介绍，并在艺术上予以肯定，认为它在艺术上的许多成功创新，“使京剧艺术焕发出了新的青春活力” 。在音乐方面，样板戏大胆创新，将传统京剧音乐与现代音乐元素相结合，创造出了独特的音乐风格。《智取威虎山》中 “打虎上山” 的唱段，其激昂的旋律和富有节奏感的伴奏，将杨子荣的英勇无畏展现得淋漓尽致，成为了京剧音乐的经典之作 。 #头号创作者激励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