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3年山东大旱，没吃没喝的眼瞅着就要被饿死，没想到地主牟墨林打开自家粮仓做生意，不过粮食只换不借不卖，得知消息后农民们不淡定了。   道光十三年（1833 年）的夏天，山东半岛的土地裂开了蛛网般的缝隙，毒辣的日头晒得路边的野草卷成了枯绳。   昌邑县（今属潍坊）的农民王老五跪在自家田埂上，指甲抠进滚烫的泥土里，却连一丝潮气都摸不到 —— 这已经是连续第三个月没下过一滴雨了。   就在这时，一个穿着粗布短褂的年轻人跌跌撞撞跑进村，嗓子哑得像被砂纸磨过：“牟家…… 牟家开仓了！”   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传遍了十里八乡。牟家，也就是栖霞县（今属烟台）的牟墨林家族，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富户。据说牟家的粮仓连起来能从村头排到山脚下，光看仓廪的高度就比普通农户的屋顶还高。   可当村民们扛着锄头、挑着担子赶到牟家大院时，门楣上挂着的木牌却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粮食只换不借，概不出售。   “换？拿啥换？” 有人忍不住发问。   管家慢条斯理地掏出算盘，“啪” 地拨下一颗算珠：“一斗高粱，换一亩薄田；两斗小米，换一亩良田。现地现粮，一手交地契，一手装粮食。”   人群瞬间炸开了锅。王老五攥着怀里祖传的三亩地契，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那是他爷爷辈传下来的家业，也是全家活下去的指望。可看看身边饿得直哭的小孙子，他的心像被晒裂的土地一样疼。   “这不是趁火打劫吗？” 有人怒吼着将锄头往地上一砸，震起一片尘土。 管家却面无表情：“牟老爷说了，天灾年间，粮食就是性命。愿意换的，进门；不愿意的，自便。”   牟墨林站在自家阁楼上，看着络绎不绝的村民，嘴角勾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弧度。他手里把玩着一枚玉佩，目光却落在院子里堆积如山的地契上。   这位生于乾隆末年的地主，从小就跟着父亲学管账。据说他十三岁时就能把家里几十处田产的收成交割算得分毫不差，二十岁接手家业后，更是把 “精打细算” 四个字刻进了骨子里。   寻常地主收租只看收成，他却会提前打听谁家要嫁女儿、谁家要盖房子，总能在最恰当的时机 “借出” 银子，然后连本带利地收回几亩好地。   这次大旱，早在半年前就有了苗头。春天时，牟墨林就命人将粮仓加固翻新，还偷偷从东北高价运回了十几船高粱。当时账房先生还劝他：“老爷，一下子囤这么多粮，万一秋收好，可就砸手里了。”   牟墨林只是淡淡一笑：“你记着，种地看天，做生意看人心。天要绝人路，就是咱的机会。”   他的 “换粮” 策略，看似简单，实则暗藏玄机。一斗高粱在丰年只值百八十文钱，可一亩薄田就算再差，丰年也能产出两三石粮食，折算成银子至少值五两。这意味着，他用不到十分之一的价格，就把农民的土地 “买” 了过来。   更精明的是，他特意把兑换比例分成 “薄田” 和 “良田”。那些急需救命粮的农户，往往会先把贫瘠的土地换出去，等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再忍痛割爱把好地拱手让人。等到第二年春天，牟家名下的土地已经连成了片，从栖霞县城一直延伸到黄海岸边。   有老地主私下里找到牟墨林，劝他：“差不多就行了，别把事做太绝。” 牟墨林却端起茶杯，慢悠悠地说：“我这是在救人啊。你看那些换了粮的，至少能活下去；那些硬撑着不换的，现在坟头草都三尺高了。”   道光十六年（1836 年），山东的旱情终于缓解。当春雨淅淅沥沥落下时，牟墨林的管家正在清点田产账簿，最后报出的数字让整个账房都安静了 ——三万亩。   这三年里，牟家的土地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除了直接用粮食换地，牟墨林还想出了更 “高明” 的办法。   他允许换地的农民继续佃种自己原来的土地，只是租子从原来的五成涨到了七成。有人不甘心，想赎回土地，他就说：“可以啊，按当年的粮价折算，再加三成利息。”   可灾年的粮价和丰年怎能相比？当年一斗高粱换走的地，如今要拿出五斗才能赎回来，这对刚刚缓过劲来的农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王老五就是这样。他用三亩薄田换了三斗高粱，让全家熬过了最艰难的冬天。第二年开春，他想赎回土地，却被告知需要缴纳一石五斗小米。   他拼死拼活种了一年地，除去租子和口粮，连半石粮食都攒不下，只能眼睁睁看着祖产成了牟家的产业。   牟墨林的土地越多，话语权就越大。他开始统一规划种植，在低洼处挖渠引水，在坡地种耐旱的杂粮，甚至还从南方请来稻农，试着在水源充足的地方种水稻。到了秋收时节，他的粮仓总是堆得满满当当，而周边的小地主们却常常因为管理不善而歉收。 有一年，邻县的地主想联合起来和牟墨林竞价收购棉花，没想到他直接放出话来：“今年我家的棉花，按市价八折卖。” 这一下就搅黄了对方的计划，等到第二年，那些小地主只能乖乖按牟墨林定的价格出售作物。   就这样，到牟墨林晚年时，他名下的土地已经达到了四万五千亩，横跨栖霞、莱阳、海阳三县，成为胶东地区赫赫有名的 “牟半县”。据说他出行时，光是跟着押车的家丁就有几十人，车队从村头排到村尾，能走半个时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