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新四军团长汤景延叛变，打死3名新四军战士后，带着600多人投靠日军，有人建议杀了他，粟裕却说：“谁也不许动他！” 汤景延，其实是个骨头极硬的人。他原本是个落魄地主家的孩子，小时候家道中落，吃尽了苦头。他从小读私塾，后来进了小学堂。学生时代，就敢跟学校对着干，因为反对克扣学生饭钱被开除。别人是被打服的，他是被逼上了路。从那以后，他开始接触进步思想，参加工人运动，组织罢工、散传单、夜里贴大字报，这一套他门儿清。 后来七七事变爆发，他就带着一帮工人和街头兄弟，投奔了新四军。那时候的苏中，战事紧、情况乱，能扛枪的就得上。粟裕一眼看中了他，说这人有拼劲，有组织力，还会动脑子，能干大事。 于是“通海自卫团”就这么成立了，汤景延被任命为团长。他带着这一百来号人，从游击小队打起，慢慢扩成数百人，成了苏中抗战的重要支点之一。 问题出在1943年。那年日军在苏北地区实行新一轮“清乡运动”，说白了就是大围剿、大分化、大收买。战线吃紧，敌人又开始玩花样，这让我党苏中情报网受了不小的冲击。粟裕和情报科几次开会，都没能想出一套彻底的应对之策。 就在这个档口，有人提了一个极端方案：干脆放一个人进去，假装投敌。要干得真一点、狠一点，才能混进敌人的心脏。 这不是个新点子，但太危险。谁都知道，一旦暴露，不光是个人死，整个线也会跟着毁。 粟裕想了三天三夜，最后定下了一个名字：汤景延。 他找来汤景延，两人只谈了十分钟，后者点了头。没人知道他脑子里过没过一遍利害权衡，只知道从那天起，他就开始悄悄安排自己人——调换副职、转移机密、重新部署火力配置。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咱们这一走，不能有尾巴。” 很快，汤景延带着通海自卫团六百余人“起义”投敌。他为了做足戏码，硬是“处决”了三名新四军战士，现场缴械、交人、签降表，把一套流程走得滴水不漏。 日军高层看了报告，直夸这支部队“知时务”。他被当场任命为外勤警卫团团长，直接管起了一大片据点。更夸张的是，日军还派人专门来拍合影、做访谈，说这是“成功劝降”的典型样板。 谁都没料到，这样一场“假投敌”，汤景延一干就是五个多月。五个月里，他把敌人的部署打探得一清二楚，把我军的虚假布防交给日军，把敌人的清乡行动拆得支离破碎。 他不是单纯混个身份，而是拿命在走钢丝。每次情报传回，我党组织都会及时调整部队转移路径和后备补给线，避免了好几次包围圈。 最让人咂舌的是那场“婚宴行动”。 那次是他手下一个叫周显才的队长要结婚，姑娘是从后方来的，敌人并未察觉破绽。汤景延灵机一动，把婚宴当成引诱手段。他邀请几个日伪军头来喝喜酒，说是“感谢照顾”。对方来了，礼也带了，笑脸也挂了，结果刚喝完三杯，“礼炮”响起，屋里一片血光。整整一个据点当场瘫痪。 这事他没向组织报功，只字不提。他知道，时间不到，身份不能暴露。 但谣言总是跑得快。部队那边还是有人将他“叛逃”的事记在账上。甚至还有干部准备调动部队“反追捕”，说要替死去的战友讨个公道。 这个时候，粟裕再次站出来。他没有详细解释潜伏行动，只是发出命令：“谁也不许动汤景延。” 很多人不理解，更多人不服。但后来，当汤景延回到苏中，穿着那身早就褪色的军装，走进粟裕的办公室，整个战区都安静了。 他没请功，也没说一句苦。他站在原地，打了个军礼。 粟裕笑着点头，说了句：“你辛苦了。” 战士们这才明白，原来他不是叛徒，而是英雄。他干的是最难干的那种仗，是连亲兄弟都要骗的那种仗。 1948年，上海战役临近。他再次受命，带队进入外围侦查区。敌人据点混乱，他本想趁乱撤离，但没想到，这一次，翻车了。 一个曾跟他并肩作战的旧部，投敌为荣，供出了他的位置。他被伪军包围，几次突围未果，最终被俘。 拘押期间，敌人用尽手段，严刑逼供，甚至派人来“旧情感召”。可他什么都没说，连一句废话都没有。 他知道自己活不成了，于是绝食抗议。行刑前，他一口饭不吃，一滴水不沾，走上刑场时，军帽戴得端正，眼神冷静。 临刑那天，有个年轻士兵偷偷把一张照片藏进怀里，拍的是他曾在敌营里留的那张“叛徒合影”。后来这张照片被送回了部队，跟他的真实档案放在了一起。 多年后，地方志里重新写下了他的名字，注解是“潜伏战线英烈”。当年要求枪毙他的几位战士，纷纷在老年时写信给组织，请求为他恢复名誉。 #头号创作者激励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