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来和大家聊一聊，电影和文艺创作中的，“人性”。

之前我们看电影，尤其是看战争相关，抗战相关的电影，都特别害怕主创们提到一个词，那就是“人性”。在这些作品里面，“人性”，意味着毫无来由的善和对主角一方的同情，而这种“人性”，往往为了戏剧冲突和某种范式而机械降神式地出现在反派角色，尤其是出现在日军身上。在抗战电影里提“人性”，基本上成了“还是有善良的日本人”的一种代指。

这真的“人性”吗？

恰恰相反，这种毫无来由的善，并非“人性”，而是某种被强加上的“神性”。把这种“神性”灌注到日军身上，往好了想是导演编剧们的创作水平不佳手法生硬，是好心办了坏事，往坏了想……

算了，咱们还是别往坏了想了。

那现实中，那个时代真正的“善良的日本人”，或者收着点说，“不甘于做日本军国主义杀人傀儡”的日本人，他们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呢？

日本士兵伊田助男，这个人我想大家应该都在各种地方看到过他的故事，1933年3月30日，在抵御日军进犯小汪清抗日根据地的战斗结束后，游击队发现了一辆发动机被破坏的汽车，上面装有大量子弹，在汽车不远处发现了伊田助男的遗体和遗书：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们：

我看到你们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你们会面，同去打倒共同的敌人；但我被法西斯恶兽们包围着，走投无路。我决心自杀了。

我把我运来的十万发子弹赠送贵军。它藏在北面的松林里，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军射击。我虽身死，但革命精神长存。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关东军间岛日本辅重队 日本共产党员 伊田助男

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日”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的与其说是“人性”，不如说是伊田助男作为一名日共党员的党性。在他决绝的遗书中，我们甚至能略微感受到一点日本民族性格中的执拗与一根筋。但无论如何，我们是能感受到伊田助男的行为动机以及他的思想来源的。

一个日共党员，被迫参军来到东北，目睹日军的暴行，从宣传品中发现了异国他乡的同志，但又身处法西斯军队中无处脱身，最终自杀并遗留下弹药帮助共产主义同志的抵抗事业，整件事情非常符合逻辑，很有真实感。

另一个故事，可能比身陷兽群的伊田助男，更悲惨一点。

山西省西北部山阴县岱岳镇的的日军警备队长林木锐三郎，出身北海道函馆，1941年2月14日，他在当地慰安所遇到了被迫成为慰安妇的弟媳。

弟媳向他哭诉：林木的弟弟战死后，兄弟俩寄回的钱被日本政府以“圣战期间暂归国库”名义扣押，仅换得无法兑现的国债券。母亲因此贫病而死，林木的妻子被强征送往汉口慰安所，10岁儿子沦为矿工，弟媳则被留在华北充当慰安妇……

两人相认后痛哭，当晚林木召集部下训话，痛斥：“日本快亡了！你们看，我家6口人都完了……这都是军部造的孽！”

随后焚烧行李，开枪自杀。

我们从中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日本快亡了”、“军部造孽”这两个结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林木锐三郎从自己和家人的遭遇中清晰感知到的。如果没有家庭的悲惨遭遇，没有在慰安所遇到弟媳，这位警备队长还在日复一日地监视镇压中国人，哪怕中国人在他手底下过得再惨，他有可能突然良心发现产生所谓的“人性”吗？

我看希望是非常渺茫的。

物质决定意识，人类是无法超脱自己所见所闻所知所感的，人有自由意志，但决定你意识基础的，是你老祖宗传给你的身体，外在的客观环境，还有你接收到的信息。

“人性”终究还是要遵循唯物主义的，文艺创作中从天而降的“人性”，不能称之为“人性”，而只是一种虚假的、机械降神式的“神性”。

让日军身上展现出了唯物主义的“人性”，这正是我之前给予 电影南京照相馆 极高评价之一。这部作品所描绘出的日军形象，既不是二元对立中“恶”的化身，一种符号化的表达，也不像以往作品中往往强行给其按上机械降神式的善良，赋予虚假的“神性”。

电影中的日军，恶，但恶得很符合“人性”，很有逻辑。

伊藤秀夫为什么看上去言行举止和善有礼，哪怕对主角也保持着相对的礼貌？

一开始，大家以为，他只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公子哥，非战斗人员，到前线来镀金来了，这样的人，表现得不如那些农民出身的日军一线军官凶恶，也是正常的。

但当剧情向前推进，更多的细节和背景被展现出来，我们发现，他其实不懂洗印，在日本国内，是仆人帮他洗印，而在这里，是主角帮他洗印。主角只是给他跑腿的仆从，作为能够让师团长青眼有加开小灶提供便利的“军国主义二代”，对主角的相对礼貌，只是一种老贵族的“体面”，而非真正的尊重和平等。

他其实并不拿人当人，在飘满浮尸的河道上，他既没有感到恶心不适，也没有感到害怕内疚，他只是兴奋于这“绚丽”的河面，惋惜于自己没办法将这样的“奇景”记录下来。

而到了他一边在中国人尸体身边喂狗，一边恐吓式地对主角讲述关于“朋友”的谬论时，我们终于恍然大悟。主角甚至不是仆从，主角对他来说，和狗一样，只是一种“功能性”的宠物。人对于听话的宠物，那当然是相对和善的，但宠物，也只是宠物而已。

到了这一步，当伊藤秀夫的背景、经历，他的动机和思考方式都被完全展现出来的时候，他和师团长对“仁义礼智信”的曲解，表面上提供通行证实际上暗下杀手的阴湿行径，他因为王广海的反抗而将其斥为“咬人的狗”而开枪，他最后不体面的死亡……也就都成了在主角团行动和客观环境共同推动下顺理成章的发展。

行为动机得到充分展示的，不止伊藤秀夫一人。从明知屠杀会引起舆论非议破坏国际形象，但为了摧毁中国人抵抗意志仍然进行推动的日本高级军官，到一到南京就直奔“慰安所”，一身杨梅大疮的日军洗印师，他们身上都很清晰地表现出了自己的“人性”。

“人性”，并不只是“善良”的代称，而是作为人类而思考和行动的总和，片子里日军的恶，并非是那种从地缝里钻出来的魔鬼一般无条件的恶，而是他们从自身认知和利益出发得出的行动纲领。

举一个历史久远一些的例子吧。

相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上以往改朝换代时大部分胜利者体现出的“王者之风”，满清在入关后的所作所为，无疑可以用“恶贯满盈”来形容。那么，是因为满清的诸位王公大臣们一拍脑门子，“我这集演反派，我要去杀人放火”，然后就开始作恶了吗？

显然不是。满清要杀人放火，要屠城圈地，除了其作为边境地区杀进来的“来者”会遭遇更多抵抗之外，更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八旗集团豢养了超出自身生产力承载能力的脱产军队，一直以来都是靠抢劫来维持自身财政运转的。

你说种地？你说收拢流民发展生产？笑话，我要是光靠这个，关外苦寒之地，我哪养得起这么多军队。

而在入关之后，随着大量前明朝官兵的加入，这一“特点”得到了进一步的放大。这时候的八旗集团，就像游戏里拥有着庞大“火星兵”但每回合要支付巨额维护成本的势力，你说“高筑墙广积粮”？种田，种个屁！

以往改朝换代的局面中，胜利者往往都是那个将生产力恢复和发展得最好的那个，当然也就有了所谓“王者之风”，但满清的情况，则完全不同。

不抢劫，不圈地，不屠城，八旗集团就无力供养自己庞大的武装力量，就无法维持自身的存在。只有一路继续恶贯满盈罄竹难书下去，才能够不被反扑、消灭。扬州也好，嘉定也罢，都成了这种模式下一路狂奔中的牺牲品。

万事皆有因果，没有天上掉下来的善，也不会有毫无来由的恶。希望我们以后能在更多的作品中看到，像《南京照相馆》这样，对“人性”唯物主义 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