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62年，唐玄宗李隆基在神龙殿中绝食三日，默默咬碎玉碗，只说了一句：“告诉三郎，我在黄泉路上等他。”没过多久，唐肃宗李亨也吐血而亡。 那年，父子二人接连去世，一个曾经开创盛世，一个在乱世中掌权；一个被称为太上皇，一个坐在帝位之上，他们之间，既是血脉亲情，也是权力博弈。 盛唐的终局，就埋在这对父子的恩怨里。 李隆基的晚年，是一场缓慢而持续的失重。他年轻时意气风发，斩太平公主、肃清武周残余，一手打开开元盛世。那时候，他是帝国的象征。可到了天宝年间，他开始倦了。权柄开始下放，政务交给了李林甫、杨国忠等人，自己沉浸在笙歌与美人之间，整座长安城的节奏也悄悄变了。直到安禄山起兵，他才意识到，局势已经不在自己手中。 安史之乱是一场彻底的动摇。兵锋所及，洛阳、长安相继沦陷。李隆基仓皇出逃，带着皇族与一千多名随从，朝着西南奔去。行至马嵬驿，军中兵变爆发，杨国忠当场被杀，杨贵妃也被逼自缢。一场荒诞又残酷的清洗，在逃亡途中完成，皇帝的权威在这次“家变”中碎了一地。而太子李亨——他的三郎，并没有跟着继续逃。李亨提出“分兵平叛”，随后带兵转向灵武，独自起事，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一条路。 那年七月，李亨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未等李隆基首肯，便自立为皇。登基三日后，他才派使者将消息送往蜀地，语气恭谨，实则先斩后奏。这封“请安”的信，让还在成都兴庆宫里发罪己诏的大唐皇帝彻底明白：天下已经不是他的了。他没有动怒，也没有反抗，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但谁都明白，这话里不止有成全，还有彻骨的不甘。 表面上，父子并没有决裂。李亨尊李隆基为太上皇，每年节庆送礼问安，书信往来都称“臣亨谨奏”。但实际上，太上皇这个身份，像一个体面的外壳，遮住的，是一个被夺权后的孤独老人。他在成都依旧住宫殿，身边有近臣服侍，照旧饮茶、练字、听乐，但朝廷的节奏已与他无关。他虽在，却仿佛已经不在。 等到长安光复，李亨亲自派人迎接太上皇回京。过程庄重得很：三千精骑护送、百官列队、肃宗亲自到望贤驿相迎，甚至在见面时跪地抱足，泣不成声。李隆基也回敬了一出情深戏码，亲自披上黄袍，依旧风度不减。这一幕被史官记录得极其细致，写得像是一场父子重逢、帝位交接的典范。可这场面越煽情，越掩不住背后那种“你让我回来，但别指望我再插手”的冷意。 从那以后，李隆基居于长安兴庆宫，不再过问政务。肃宗对他的尊号越加繁冗，什么“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一个比一个好听。但实际上，他的旧臣、高力士、陈玄礼一个个被遣出，留下的，全是肃宗与李辅国信任的人。兴庆宫被逐渐孤立，消息闭塞，太上皇也慢慢发现，自己身边的每一层都成了笼子。 李辅国的角色不可忽略。他原本只是李隆基身边的一个宦官，谨慎、机敏、极有眼力。可到了肃宗朝，却摇身一变，成了搅动朝局的关键人物。他劝肃宗说，上皇住在兴庆宫，“日与外人交通，谋不利于陛下”。这话一出口，整个气氛立马变了。太上皇的马匹被扣，出行受限，连一个旧人都不能探望。他从昔日君主变成一个“需要监控的对象”，外界已经开始用“幽禁”二字来形容他的处境。 最让李隆基感到屈辱的是“搬宫”一事。他原本住在熟悉的兴庆宫，那里有回忆，有习惯，也有尊严。可李辅国奉旨让他搬到西内，那是一处偏僻得连太监都不愿常住的地方。他坐在车上，听到消息，整个人震得发呆，甚至差点从马上摔下来。他没有抗命，但从那天开始，他不再进食。他只说是“辟谷”，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心灰意冷。 不吃荤，不问事，不发话。他把自己关在神龙殿，任谁劝也无动于衷。时间一天天过去，身边的人越来越少，旧臣被贬、宫女被撤，他像被掏空了一样，只剩下躯壳。762年四月，他终于在沉默中死去，终年七十八岁。他临终前说了句“告诉三郎，我在黄泉路上等他”，像是在索命，又像是在追问。 这句话不到两周后便应验。李亨也病倒在宫中，吐血身亡。他在位七年，从兵乱中走出，却始终未能摆脱内外困局。父亲死了，他也撑不住了。两人前后脚离世，一位曾是盛世的奠基者，一位是乱局中的平衡者。但他们谁都没活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 他们之间没有公开冲突，没有刀兵相见，可政治的杀伐比刀剑更致命。他们是父子，但更是帝位的竞争者。李亨夺位成功后，不敢让父皇留有权力；李隆基退位后，不甘心失去影响力。礼法、孝道、天命，在这场角力里都成了用来包装现实的外衣。骨子里，是防备、算计、孤立、消解，直到把彼此都推向了末路。 盛唐在他们手中终结。不是因为安禄山，而是因为宫廷里的亲情早就烂掉了。那些看似隆重的仪式、热泪盈眶的叙礼、洋洋洒洒的尊号，并没有改变一个事实：李家父子，一个在忍，一个在逼，一个咽气，一个吐血。 唐朝还会延续几十年，可开元盛世那种从容气度，从这对父子的死开始，就再也没回来过。历史是靠人撑起来的，人倒了，气也就断了。 盛唐的骨，埋在马嵬驿那场变乱里；盛唐的魂，散在神龙殿的那口绝食气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