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邓稼先在临终前提出想要再去看一眼天安门，可当他乘坐的轿车驶过天安门时，他却突然向一旁的妻子问道：“30年后，国家还有人会记得我吗？” 这不是什么剧本台词，也不是小说里的桥段。这是一个为这个国家和民族，掏空了自己一辈子的人，在生命最后一刻，带着一丝忐忑的轻声发问。 上世纪50年代末，新中国刚成立没多久，真是一穷二白。外面呢，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顶着我们脑门儿的核讹诈。朝鲜战争的时候，美国的将军甚至公开叫嚣，要在我们国土上扔原子弹。简直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没有自己的“铁拳头”，就挺不直腰杆子。于是，中央下定决心：我们也要搞原子弹！ 可怎么搞？当时唯一可能伸出援手的苏联，在1959年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了所有专家，带走了所有图纸，撂下一句嘲讽：“离开我们，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这口气，我们咽不下。毛主席发话了：“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原子弹工程的代号，就叫“596”，刻意记下1959年6月这个被背叛的月份。这就是憋着一股劲儿，一股非要争口气、自己当自强的劲儿。 一声召唤，无数在海外已经功成名就的科学家，像钱学森、朱光亚、郭永怀，放弃了国外的优渥生活，冲破重重阻挠，义无反顾地回来了。他们心里想的特简单：这片土地再穷，也是自己的家。 邓稼先就是其中之一。1950年，他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才9天，就急匆匆地踏上了回国的轮船。1958年，一纸调令，让他消失在了所有人的视野里。 他的妻子许鹿希后来回忆，只知道他要去“干工作”，去哪？干什么？去多久？三个问题，邓稼先的回答都是三个字：“不能说。” 这一走，就是28年。 这28年，他去了哪？去了大西北的戈壁滩。那地方，被当地人叫做“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他和同事们住着干打垒的房子，喝着带有苦碱味的水。 但比生活条件更苦的，是研究上的“一无所有”。没有苏联的图纸，没有关键数据，甚至连氢弹到底长啥样，大家都没概念。怎么办？ 当时理论物理学界的泰斗彭桓武先生，带着一群年轻人，居然想了个“笨办法”——把好几个月的《纽约时报》借来，一页一页地翻，就想从新闻照片里找到一点关于美国氢弹外形的蛛丝马迹。结果是一无所获。 没有大型计算机，他们就用算盘和手摇计算器。据说，为了演算一个关键数据，十几个人组成的计算团队，打了整整几麻袋的草稿纸。 手里只有最基础的物理原理，一颗为国跳动的心，和一个不知疲倦的大脑。他们愣是用最“土”的办法，攻克了最尖端的技术。 这期间，还有一条铁律：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这不仅仅是保密要求，更是那一代人的自觉。王淦昌，为了隐姓埋名，改名“王京”，在物理学界“消失”了17年。“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更是30年没回过家，连父亲去世都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他们做的，是惊天动地的事；他们自己，却甘愿做隐姓埋名的人。 所以，现在你再回头品品邓稼先那句“30年后，还会有人记得我吗？” 他不是怕自己被遗忘。他是在担心，这种为了国家可以牺牲一切、默默奉献的精神，这种自力更生、埋头苦干的志气，30年后，还会不会被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所理解、所推崇、所继承？ 这，才是他真正想问的。回答好邓老的问题，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 这些年，总有人说，“两弹一星”的奇迹不可复制，那种精神已经过时了。但事实呢？ 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再一次对我们搞起技术封锁，想在芯片、在高端制造领域“卡我们脖子”的时候，我们退缩了吗？ 没有！ 当国际空间站把我们拒之门外时，我们放弃仰望星空了吗？ 没有！我们用十几年的时间，建成了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宫”空间站，成了太空中最璀璨的中国星。 当别人不卖给我们导航系统时，我们迷失方向了吗？ 没有！我们用了26年，让“北斗”的信号覆盖了全球每一个角落，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 从“嫦娥”探月，到“祝融”探火，从“蛟龙”入海，到C919大飞机飞上蓝天……今天的中国，硬核科技成果井喷式地涌现。 这背后，流淌着一脉相承的血液。那就是在戈壁滩上铸就的“两弹一星”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 这28个字，就是我们的精神“核反应堆”。 今天的年轻人，或许没有经历过那个饥寒交迫、备受威胁的年代。但他们从我们的航天员一次次出舱的挥手致意中，从我们的国产航母一次次劈波斩浪的雄姿中，读懂了什么叫“国之重器，以命铸之”。 社交媒体上，当“天宫”过境时，无数年轻人会守在窗前，只为拍下一张亮点的照片，配文是“仰望我们的星”。当华为发布新款芯片时，大家会自发地喊出“遥遥领先”。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记得”。它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骄傲、一种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