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高层领导都讨厌我，因为我总找他们“化缘”。

蔡畅在党内的地位极为显赫，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都尊称她为“大姐”，而外国人更是称她为“长征中的圣徒”。蔡畅的家庭背景同样显赫，她的哥哥蔡和森是党内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丈夫李富春也担任过副总理和书记处书记，政治影响力深远。 李特特有一生的遗憾，那就是未能参加父亲的葬礼。并非她不想去，而是母亲蔡畅坚决不同意，甚至聂荣臻元帅亲自出面劝说，也未能改变蔡畅的决定。这一情感上的遗憾深深影响了李特特的内心。 葛健豪家与秋瑾的婆家住得很近，秋瑾的事迹深深感染了葛健豪，1907年秋瑾英勇就义后，葛健豪痛心疾首，并将秋瑾的革命精神传承给了她的子女。葛健豪在五十岁时，决定卖掉嫁妆为子女凑学费，带着他们一起走进省城学堂，后来她又和子女一起赴法国留学，成为了中国第一个赴欧留学的“小脚老太太”。 她的行动和坚持深深影响了她的子女，甚至连毛泽东都曾称她为“大家长”，因为她培养出了多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包括蔡和森、蔡畅、向警予和李富春。1923年，李富春和蔡畅夫妇在法国结婚不久，蔡畅便怀孕了。 尽管蔡畅坚持认为怀孕会影响到革命工作，决定做人工流产，但外祖母葛健豪坚决反对，甚至表示宁愿放弃工作，也要抚养外孙女。最终，蔡畅同意生下李特特，为了纪念这一特殊的生命，李富春夫妇为女儿取名“特特”。李特特对这个名字充满感激，它象征着她母亲和外祖母为她所做的艰难选择和深情厚意。

李特特虽然出身名门，但她的童年却充满了颠沛流离。是周恩来夫妇给了她一个温暖的避风港，让她感受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情。这段特殊的经历，塑造了李特特坚韧乐观的性格，也为她日后投身革命、服务人民埋下了伏笔。 1952年，年轻的李特特从苏联学成归来。一回到祖国，她就迫不及待地去见周恩来，向他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周恩来听后非常欣慰，勉励她要继续刻苦学习，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988年，她光荣离休。然而，这位老革命却并没有选择安享晚年，而是毅然投身到了扶贫事业中。她成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终身理事，誓言要为贫困地区的父老乡亲做点实事。 李特特走遍了全国各地的贫困县市和村庄，足迹遍布两三百个地方。每到一处，她都会详细了解当地的贫困状况，访问困难群众，倾听他们的诉求。在她的随身相册里，记录下了无数贫困百姓的悲惨处境，这些影像时刻激励着她为人民服务的决心。 为了给贫困地区筹集资金，李特特想尽了各种办法。她充分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不遗余力地向各级领导和企业家求助，希望他们能够伸出援手。李特特经常自嘲说自己像个＂要饭的＂，为了募捐而跑断了腿。 在那个年代，她的通讯录里记录了中国政坛的许多风云人物，大家经常往来，亲如一家。然而到了后来，当李特特再次找到他们，希望为扶贫事业化缘时，却发现许多人都对她避而不见了。＂高层领导都讨厌我，因为我总找他们＇化缘＇＂，李特特半是玩笑半是无奈地感慨道。

李特特和外婆一起生活在长沙，除了外婆，她的生活中还包括了蔡和森的孩子们。外婆十分担心孩子们会受到迫害，因此从未向她们透露过父母的身份。李特特小时候曾经天真地对其他孩子说：“你们的爸爸是长长的爸爸。” 当时，她一直未见过父母，认为外婆就是自己的妈妈，直到后来才知道外婆的真实身份。1927年，舅妈向警予回家探亲时，孩子们看到美丽温柔的向警予，都纷纷争先恐后地称她为自己的妈妈。听到孩子们天真的声音，向警予既高兴又感到心酸。 李特特回忆道，母亲对她非常严厉，常常指示她做事：“必须马上去做，不能拖拉。”有时，她需要在客人来访之前把拖把放到阳台上，或者给窗户贴上窗花。随着“白色恐怖”时期的到来，李特特一家过上了东躲西藏的生活。 每当她问母亲：“我们去哪里？为什么刚刚找到的房子就不住了？”蔡畅总是严肃地回答：“小孩子不要多问！”为了不暴露身份，蔡畅经常为李特特改名，李特特不解地问：“妈妈，我明明姓李，为什么三天两头改姓呢？”蔡畅的回答依旧严肃：“不该问的不要问，听话就好。” 1948年，蔡畅带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国际妇女代表大会时，途经莫斯科，她特地为李特特带回了一件漂亮的衣服。李特特穿上后却伤心地哭了，说：“妈妈，你不爱我。”蔡畅听后非常惊讶：“妈妈怎么会不爱你呢？我只有你一个女儿。” 李特特继续说：“为什么你从不向我表示亲热？”蔡畅沉默了一会儿，才缓缓说道：“特特，你现在很幸福，你要知道，很多孩子的生活都很困难。你周围的许多同学，都是烈士的子女，他们比你更需要母爱。我是很多孩子的妈妈，不可能只爱你一个。” 1952年，主动要求去北大荒开荒种地，建设农场，蔡畅虽然有些不舍，但也叮嘱她：“我本来不想让你去的，因为担心别人说我们走后门，但你可以用你的专业能力来打破别人对你的质疑。但你不能再穿苏联时期的高跟鞋和裙子，其他女职工穿什么，你就穿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