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李讷生娃后生活困难，写信请求爸爸接济，毛主席看罢来信后，心痛不已，指示张耀祠：“不用批什么条子了，你说，该给多少钱？”   1972年夏天，北京的空气闷热而沉重，西山脚下的一处家属院里，李讷坐在破旧的凉椅上，怀里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孩子哭闹不止，她额头沁着汗，眼神却疲惫而空洞，这个32岁的新手母亲，正在经历人生中最难熬的一段时光。   李讷的工资每月45块，丈夫也只比她略多一些，两人加起来还不到一百块，要养活三口人，实在捉襟见肘，孩子刚出生，营养跟不上，她自己身体虚弱，奶水不足。   那时候奶粉不但贵，还难买，一罐奶粉的价格就能占去她大半的工资，为了不让孩子挨饿，她常常一大早排队去商店，拎着空罐等待配给，买到的那一刻，像是抓住救命稻草。   她想请人帮忙照顾孩子，但北京那时一个保姆的月工资最少也要三十块，对她来说几乎不可能，她的身体还没恢复，丈夫工作单位不在城里，家里只有她一人。   李讷白天强撑着做饭洗衣，晚上照顾婴儿几乎没合过眼，屋里老旧的电扇呼呼地转着，吹出的风像热气腾腾的蒸汽，厨房煤炉边，她常常坐着发呆，一双手满是皲裂。   她一直记得父亲从小立下的规矩，孩子大了就得靠自己生活，从大学到工作，她从没伸手向家里要过一分钱，她心里明白，父亲一向主张节俭和清廉，尤其不愿子女养成依赖心理，她从未违背这条家风，可这一次她实在撑不下去了。   那封信李讷反复写了三次，几度停笔，最后还是如实把生活的困顿写了下来，随后她把信交给了信得过的人转交，送出那一刻，李讷低头看了看熟睡的孩子，眼泪默默滑落。   信送到中南海时，毛主席正在书房翻阅文件，秘书张耀祠将信呈上，他低头看了许久，没有说话。   那个年头毛主席年事已高，身体不好，眼睛经常疲劳，但他还是把信一字一句看完，看完后放在案头，摘下眼镜，抬手按了按眉心。   毛主席平日花钱极少，一件睡衣补了几十次，皮鞋穿了二十年，他抽烟、喝茶都自掏腰包，哪怕中南海开会用茶水也要自己付钱，他几乎没有什么积蓄，家中也没有自己产权的房子，稿费是他唯一可以自由支配的一笔钱，大多时候也不用。   这一次毛主席做出了一个决定，这笔钱不能从国家经费中出，就从自己的稿费中拨出八千元，他了解女儿的性格，知道她轻易不会求援，这笔钱不是惯性地帮扶，而是解决迫在眉睫的困难。   秘书执行这个指示时做了安排，先发三千现金，缓解眼下燃眉之急，另外五千存在银行，作为后续生活支出，这种做法谨慎周到，既考虑到实际需要，也体现了对女儿节俭生活的期望。   拿到钱后李讷没有铺张，仍然节衣缩食，钱分门别类存放，记账本上密密麻麻，全是买菜、煤球、奶粉的记录。   毛主席一生节俭，这次为女儿破例，许多人感慨不已，有些干部因此对自己子女提出更高的要求，因为他们知道，连主席都不轻易纵容子女，自己更不能松懈。   1976年毛主席去世，清点遗物时，只剩几箱书和一些生活用品，李讷多年后谈起这段往事，眼里常常噙着泪，她知道那八千元，不只是渡过一段艰难生活的钱，更是一位父亲在原则与亲情之间艰难取舍后的温柔表达。   在那沉默背后，是一种无声的牵挂和深沉的爱，她一生谨守家训，从不炫耀，也从未走捷径，父亲留下的，不是物质的丰厚，而是一份刻在骨子里的责任和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