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西藏回来了。本文是我赴驻西藏拉萨、阿里部队讲课讲稿的节选。在西藏我没有按照讲稿讲，因为脱稿讲的嘛，讲稿中有的地方没讲，有的地方展开了一些，有些讲的内容讲稿中没写。讲过的大部分内容会陆陆续续发。

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是研究军事史有什么用？

我用美军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

美国陆军部第20-200号手册明确指出：一名军官对军队的价值“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作为军事历史学家的资格”。

为什么美军这么说呢？

我一直说，历史学是人类最高级的学科。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历史学不仅仅是一部事件编年史，而是人类来到这个世界后所有智慧的结晶。

主要有三点：

1.就是我们常说的“以史为鉴”，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

2.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怎么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呢？也就是说前人的智慧是怎么被吸取的呢？

第一，照搬。

第二，把前人的知识、经验变成自己的。

第三，产生自己的认知和经验。

为什么还会分成一二三呢？

因为学习历史并不仅仅是在以史为鉴。

学习历史，开阔的是我们的视野，磨炼的是我们的逻辑思维和分析判断能力，并以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方式提高我们的洞察力。

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的整体能力得以提高。所以读者中很多人并不是军事指挥员，可他照样能举一反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3.我们看到的历史必须是真实的，不能是虚假的。从虚假的历史中没有办法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阅读的历史，必须是全面的，无论是时代的大背景，还是所处的小背景，都要清楚明了。

第三点，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在抗美援朝战争史上，有个很著名的战例，就是第五次战役64军突破临津江时，遭到美军地空火力突击，造成严重伤亡。具体伤亡数字，从来没披露过。后来国防大学的徐焰少将在有次节目中说，伤亡了1万多。

几年前的时候，我问徐焰老师：您说64军在第五次战役时突破临津江的时候，伤亡了1万余人。这个数据您是哪里看的？徐老师回答是64军第五次战役的总结。我说：您有没有看错？当时韩军第1师团身后只有3个榴弹炮兵营支援。徐老师当场就说：那怎么可能伤亡1万多人。徐老师就是64军出来，而且他是炮兵出身。后来徐老师查了资料后跟我说，确实看错了，是64军第五次战役的总伤亡。

那么，答案是不是呼之欲出了呢？既然敌军炮兵火力没那么强，64军突破临津江时为什么受阻？不就一个答案了么。没打过韩军第1师团，被韩国人牢牢压制在滩头阵地，无法向前突破。

那造成64军受挫主观方面的原因是什么呢？

志愿军作战处副处长杨迪在他的回忆录《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中说，我把原文读一下：

1986年我到大连去看望曾思玉老首长，曾思玉司令告诉我，他正在写抗美援朝战争的回忆录。他当时任第19兵团第64军军长。

曾思玉司令对我说：“我们军入朝参加第5次战役，我64军的第一梯队还没有进到冲锋（击）出发位置，就接到了要我军发起进攻的命令，我当时即打电话给兵团杨得志司令员，报告他部队还没没有进入冲锋出发位置，炮兵还只是正在进入阵地，都还没有准备好，怎么就要发起进攻冲击呢？是不是给我一天的准备时间？杨得志司令员回答说，你不要问了，按照命令执行吧。我一直到现在还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杨迪同志，你把你知道的情况对我谈谈好不好？”

我笑着说：“老首长，你以后没有再问杨得志司令员吗？”

曾思玉说:“不好问呀！还是你说说吧。”

我回答说：“现在事情已过去30多年了，我就说一下吧。”我把当时志司召开的兵团首长会议时，各位兵团司令在会上的汇报、发言并向彭总打保票，都很乐观很有信心打胜第5次战役，而且说部队都已经准备好了，只要彭总下令，就可以发起进攻的情况讲了。这些兵团司令乐观、轻敌，特别是第3兵团王近山副司令保证要捉5000个美军俘虏兵。在这种气氛下，邓华副司令员委婉地说了下情况，他们没有听进去。洪学智、韩先楚副司令员都不好说话了。

我说：“当时你给杨司令打电话，请求给你一天准备时间，他能向彭总报告吗？因为他们都己向彭总打了保票，拍了胸脯的。”

曾思玉同志听后，说：“呵！原来如此，当时杨得志司令在电话中拒绝我的意见后，就把电话挂了，我看杨得志司令不接受我的建议，就急了，立即乘车赶到担任突破任务的第一线师，对他们下了死命令。要求他们不惜一切地必须迅速跑步进入冲击出发位置。我们总算匆匆忙忙地按时发起了进攻，突破了临津江敌人的防御，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

我说：“曾司令，你指挥的第64军和你们兵团是打得好的。可是，真苦了第3兵团的部队了，他们担任突破的部队在发起进攻后跑了一段路，才发起冲击的，炮兵的炮火准备时间里过去了，已在实施延伸射击了。”

按照杨迪的叙述，各兵团司令员轻敌，彭德怀被误导是主要原因。

可是，再深入想一想。64军为什么不能按时发起进攻？

非常巧，杨迪回忆录下一部分内容的标题就是“四、志司作战处为实施第5次战役，紧张而有序地工作”，不过这部分内容没有我们需要看到的。

64军军史说，3个步兵师和配属的炮兵第8师开进道路是同一条。

所以问题就变成了整整1个军，为什么只有一条开进道路？作战计划是谁做的？

这两个问题都很好回答，朝鲜道路少，没办法。作战计划是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做的。

处长是丁甘如，当时是彭老总秘书，精力不在处里。副处长是杨迪，实际上是处长。战争已经打了半年多，打了四个战役了，志愿军的机动能力有多弱，美军的空中威胁有多大？如果作战处连这个都搞不清，那就不要干作战参谋了。

其实就是说，从上到下，都是有责任的。

国防大学战役研究部的马平主任在他的书里是这么说的：

临津江，对于志愿军来说并不生疏。第三次战役中，志愿军是以强攻方式突破这道水障的。但是，本次战役面对的临津江防线，与上一次战役相比有所不同。那次，在江边占领防御阵地的是刚刚遭受志愿军沉重打击而从清川江地区一路溃逃下来的、惊魂未定、立足未稳的韩军残破之旅，士气低沉，抵抗意志不强。而这次战役，沿江布防的韩军第1师、英军第29旅等部，是在“撕裂者行动”中突破第38、第50军汉江防线后一路打上来的，战斗作风较前硬朗得多，组织防御的手段和战术也有所改进。以前“联合国军”在临津江主要采取据江岸而守的传统战法，防御阵地没有什么纵深，一旦突破江防，整个防御体系很快就会瓦解，

而这次防御虽也注意了对江河水障的利用，但并不是简单地沿江岸布防,而是将主阵地放在距江岸数公里的弥陀寺、绀岳山一线高地的斜面。对高浪浦里渡口凸出的江湾三角地带，则以绵密火力加以控制，使志愿军一过江就会陷入这一平坦、狭小、背水的火网地带，在炽烈火力下遭受重大杀伤。

这一说法并不全面，根本原因在于64军没有准备的时间。

韩军第1师团在第一次战役中有云山之败，损失并不大。第二次战役面对66军，战斗规模小，也是占便宜的一方，并不存在士气低落一说。

在第三次战役中与志愿军39军交锋的策略和在第五次战役并没有太大不同，都是把滩头一线设置为火力歼击区。不同在于，韩军多了果敢的反击。

其实在马平主任书中后面杨得志的报告中就可以看出来。杨得志说：“在战役发起前未能首先驱逐江北之敌，查明情况，调近炮兵掩护步兵突破，致使步兵渡江后被敌压缩于江南高地，而无火力支援，徒受敌火力杀伤。这一点，兵团应负主要责任。”

39军116师先遣团在1950年12月18日就进抵九化里以南、临津江以北地区，20日师主力抵达，有10天准备时间。主攻师116师准备之周密，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进攻作战的典范。

而64军根本没准备时间。敌军那边啥情况，基本都不知道。

正是因为准备完备、计划周密，当时116师仅有炮86门（75毫米野炮42门、75号毫米山炮9门、92步兵炮10门、4.2英寸迫击炮6门、81毫米迫击炮18门、105毫米榴弹炮1门），炮弹4015发（包含81毫米迫击炮），实际用弹仅3880发，就完成了破障、开路、压制韩军前沿火力、纵深射击的任务。在对韩军纵深攻击时，因为缺乏重炮，原因和64军一样，遭到美军空袭了，仅1门105毫米榴弹炮参战，所以在纵深战斗时伤亡比较大。

可64军没有准备时间，韩军第1师团的防御体系是完好的，这样的仓促攻击，就是步兵用人命去填啊。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跟大家说明，我们看到的历史必须是真实的，不然分析什么？不然研究什么？从假的战例中研究，那能总结出什么经验教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