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罗举行的最新一轮加沙停火谈判，凸显了这个饱受摧残的飞地所陷入的痛苦悖论。
尽管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4月28日已就长期停火取得"重大突破"，且哈马斯代表团在"密集会谈"后离开，但熟悉的僵局迅速重现。以色列官员随即否认取得任何进展，卡塔尔调解方证实谈判有推进但未就结束已持续18个月的战争达成协议，而哈马斯重申拒绝解除武装——这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谈判的底线。
频繁的外交活动掩盖了各方对加沙未来的根本性分歧，不仅存在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更关键的是阿拉伯主要国家内部也立场不一。尽管调解者穿梭于各国首都，但内塔尼亚胡总理领导的以色列政府在美国特朗普政府看似纵容的态度支持下，正谋求无限期的军事控制。
以色列的立场由内塔尼亚胡及其政府明确阐述，成为僵局的一端。官方战争目标——摧毁哈马斯并解救人员——在操作层面自相矛盾，但以方行动仍优先前者。内塔尼亚胡明确排除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治理加沙的可能性，并坚称以色列必须保持"约旦河以西所有地区"的总体安全控制权，这使得任何巴勒斯坦国都难以获得完整主权。
这一立场得到极右翼联盟伙伴的强化，他们正推动大规模驱逐巴勒斯坦人并解散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面对以色列的强硬立场，阿拉伯世界呈现出关于哈马斯和加沙政治未来的分裂图景与竞争性愿景。
埃及处于外交漩涡中心，正进行着危险的平衡之举。出于对接收数百万流离失所巴勒斯坦人这一噩梦情景的生存恐惧——考虑到历史创伤及苏丹难民危机的持续——开罗的首要目标是维持稳定并防止人口结构变化。其政策因而务实：尽管塞西总统在国内有镇压政治伊斯兰的历史，仍与作为实际掌权方（且必须与之斡旋）的哈马斯保持沟通渠道。
埃及优先考虑在巴勒斯坦管理下重新开放拉法口岸，以协调援助并帮助目前滞留在埃及、法律身份不稳定且仅获得有限支持的加沙民众返回。开罗提出的530亿美元加沙重建计划雄心勃勃，设想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可能回归前组建一个排除哈马斯的临时技术官僚委员会，旨在对抗特朗普的迁移计划，并保留通往巴勒斯坦建国的路径。然而，该计划因以色列的拒绝和美国的态度冷淡而受挫。
埃及仍坚持斡旋，寻求达成难以实现的巴勒斯坦内部协议，但其影响力受到地区竞争和自身经济脆弱性的制约。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其政策导向源于对根除政治伊斯兰的意识形态承诺，并通过《亚伯拉罕协议》框架扩大地区影响力。阿联酋将穆斯林兄弟会分支哈马斯视为必须铲除而非对话的对象。该国对哈马斯的立场主要体现在严苛的重建援助前提条件上——要求该组织退出权力核心，这一立场更多通过外交渠道显露，而非公开声明。
有报道显示，阿联酋曾积极游说特朗普政府否决埃及的重建计划，认为该方案对哈马斯过于宽容。阿联酋战略的核心人物是流亡阿布扎比的加沙前法塔赫安全主管、阿巴斯政敌穆罕默德·达赫兰。由于与哈马斯素有积怨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关系密切，达赫兰被视为阿联酋期望统治后哈马斯时代加沙的强人代表，未来可能与以色列协同治理。
尽管达赫兰在巴勒斯坦民众中支持率极低，阿联酋仍凭借其财力与华盛顿的人脉关系，力推他作为可行人选。
约旦与约旦河西岸接壤，拥有庞大的巴勒斯坦人口，将这场危机视为生存威胁。大规模流离失所的阴影——安曼长期担忧的"替代家园"情景——是连接王室、反对派与公众的红线。尽管面临公开电视转播的白宫会晤中特朗普将美国援助（已部分冻结）与约旦配合挂钩的尴尬压力，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仍坚决拒绝了特朗普的重新安置提案。
约旦在险峻局势中艰难前行：既要维系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及同以色列的和平条约，又需应对国内对其在以色列行动和美国政策中所谓共谋的强烈愤慨。
这种压力在反对派伊斯兰行动阵线（IAF）——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分支——在2024年选举中取得重大进展后进一步加剧。然而，4月份，可能迫于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压力，或为讨好以色列及特朗普政府，约旦禁止了穆斯林兄弟会活动，指控其策划动荡并突袭了IAF总部。此次镇压与约旦自身提议驱逐数千名哈马斯成员并解除该组织武装以推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回归的方案相呼应，既体现了其反流离失所的立场，也明确了反哈马斯的姿态。
与此同时，卡塔尔扮演着一种独特而复杂的角色。作为哈马斯的长期庇护者（自2012年起在美国默许下）以及加沙地带的关键资金支持者（往往得到以色列过去的同意），多哈坚持认为与哈马斯接触对于调解和最终实现和平不可或缺。该国利用其作为美国重要军事基地乌代德空军基地的东道国地位，以及“重要非北约盟友”身份，在华盛顿保持影响力的同时，仍与哈马斯——美国于1997年正式认定其为外国恐怖组织（FTO）——以及其他美国对手（尤其是伊朗）往来，形成了一种微妙且高风险的外交平衡术。
其国家资助的半岛电视台对加沙局势进行了关键但颇具争议的报道，招致以色列指控其与哈马斯勾结，导致该媒体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被禁。相较于阿联酋或约旦，卡塔尔对哈马斯融入更广泛的巴勒斯坦政治版图持更开放态度，但其主要角色仍是受制于各方矛盾需求的斡旋者。
沙特阿拉伯坚决将任何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举措绑定于在1967年边界基础上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强烈反对内塔尼亚胡提出的在沙特领土上建立巴勒斯坦国的煽动性建议。其对哈马斯和真主党等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的反对，与其更广泛的地区战略——支持国家机构——相一致。
沙特所属媒体最初将哈马斯领导人定性为"恐怖分子"，但在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发表有关驱逐的挑衅性言论后，其立场有所缓和。
这一媒体转向虽非正式政策调整，却显示出战术灵活性。沙特王国支持埃及主导的阿拉伯联盟方案以抗衡特朗普提案，并坚持认为持久和平需要两国方案。其立场仍保持务实：既承认哈马斯的破坏力，又坚持将其最终解除武装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治理作为与巴勒斯坦建国挂钩的全面解决方案组成部分。
身处这场漩涡中心的正是巴勒斯坦人自身。哈马斯虽遭重创却展现出韧性，据报道正在重组并准备继续战斗。其领导层释放出愿意移交治理权的信号，但坚持解除武装是红线，这对以色列、阿联酋和约旦而言不可接受。马哈茂德·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依然孱弱，深受内部分裂、腐败诟病及合法性缺失的困扰，而阿巴斯本人近期将哈马斯称为"狗崽子"的恶毒谴责更令局势雪上加霜。
法塔赫与哈马斯之间的深刻分歧阻碍了能够赢得广泛支持的统一领导层的形成，这进一步复杂化了任何"战后"情景。
加沙的终局因此被这些相互竞争且常常矛盾的议程所僵持。埃及和卡塔尔在严格限制下进行调解。约旦在坚守其反对人口迁移的红线同时，如今也在国内镇压伊斯兰主义者，表明其不赞成哈马斯未来在加沙发挥作用。阿联酋则推动一个由达赫兰主导、排除哈马斯的结局，与其反伊斯兰主义行动保持一致。
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利用关系正常化的前景提出建国要求，通过作为圣寺守护者来巩固其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同时保持战术灵活性。尽管在战略上反对哈马斯的统治地位，但沙特似乎愿意利用该组织持续的影响力作为工具，对以色列官员的激进言论表达不满。
与此同时，以色列在或许政治上深陷永久冲突的领导层带领下，追求军事优势和无限期控制。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发出矛盾的信号，却未能制定出一条清晰的前进道路。结果是一场毁灭性的僵局，不可调和的愿景使加沙沦为废墟，其人民被困在毁灭与绝望之间的未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