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时任国民政府“新疆边防督办兼省主席”的盛世才突然前往莫斯科，执意要求加入苏联共产党。这一举动在苏联高层引发了争议，包括伏罗希罗夫在内的许多官员认为这会破坏中苏关系，主张拒绝他的申请。然而，斯大林不顾众人反对，最终批准了盛世才的入党请求，并将其组织关系直接划归苏共中央政治局。盛世才的苏共党证编号为1859118。

盛世才为何对苏联如此亲近？这得从他的背景说起。他出生在辽宁开原，曾在奉军的东北讲武堂学习，与奉系著名将领郭松龄关系密切。郭松龄在张作霖口中被称为“郭鬼子”，甚至将自己的养女许配给了盛世才。这些经历为他日后与苏联的紧密联系埋下了伏笔。

盛世才与郭松龄的关系类似于蒋介石和陈诚的上下级纽带，作为郭的“干女婿”，他在郭松龄反奉失败后失去了在东北的立足之地，不得不南下寻求新的发展机会。大约在1928年，盛世才进入南京政府参谋本部工作，担任第一厅第三科的上校科长一职。

盛科长并非黄埔军校出身，仕途前景暗淡，正当他陷入困境时，转机突然出现。第二年夏天，新疆的实权人物金树仁为了扩充军力，派人到南京招募人才。巧合的是，盛世才得到了前往新疆任职的机会。

在南京感到前途无望的盛科长立刻接受了金树仁的邀请，金树仁万万没料到，自己竟为新疆招来了一个“祸害”。1930年10月，盛世才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不到三年时间，他凭借过人的军事才能和狡诈手段，接连推翻了金树仁和杨增新两任“新疆王”的统治。

到1933年，盛世才已当上新疆的"临时边防督办"，全疆的军政大权都攥在他手里，开始了他一人说了算的统治。但那时还有几拨人不买他的账，不认他当老大。这下可咋整？

盛世才选择与苏联合作，背后有着深层次的算计。

20世纪30年代初期，南京国民政府正处于内外交困的艰难时期。在国内，政府不仅要应对各地军阀的割据势力，还要全力围剿红军；而在外部，日本侵略者的威胁日益加剧，使得国民政府疲于应付。由于这些复杂的内外局势，南京政府既无精力也无资源顾及西北地区，因此无法向盛世才提供实质性的支持。

为了铲除敌对势力，盛世才急需外部支持，恰逢苏联对新疆虎视眈眈，双方迅速达成合作。他甘愿充当苏联的傀儡，换取军事援助。苏联不仅派遣教官训练其部队，还提供了大量武器，甚至在关键时刻直接出兵助阵。在苏联的强力支持下，盛世才成功击溃了马仲英等反对派武装。

新疆的军政大权终于集中到了盛世才手中，这让他得以稳固统治。与此同时，苏联势力迅速渗透进新疆，他们不仅开采矿产、修建道路，还在军事和经济等多个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国际舆论普遍认为盛世才已成为“苏联的傀儡”，尽管他心怀不满，但也不敢公开与苏联对抗。

根据历史记录，当时的情况是：新疆督办公署里驻有苏联的中将级军事顾问，全省的军事决策都需要得到这位顾问的批准，盛世才不敢擅自做主；同时，省财政厅也由苏联的财政顾问全面掌控，任何资金支出都必须先获得顾问的签字才能生效。此外，新疆的各项重大政策制定，也都由苏联的政治顾问主导决策。

根据历史记载，尽管存在一定程度的渲染，但苏联确实在盛世才的部队中安插了大量军事顾问。这些顾问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掌握了军队的实际控制权。面对这种局面，作为地方军阀的盛世才既感到震惊又充满恐惧，开始考虑如何摆脱苏联的影响。他暗中谋划，准备在利用完苏联的军事支持后，采取断然措施解除这种控制。

盛世才表面上对斯大林大献殷勤，甚至提出加入苏共，但这不过是他的缓兵之计。作为一个军阀，他最不愿意的就是被人控制。这些示好举动，都是为了拖延时间，等待更好的机会。本质上，他从未真正打算屈从于苏联，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摆脱束缚。

在苏联关系密切的时期，盛世才为了获得斯大林的信任，同时与延安方面也维持了良好的互动。他不仅准许西路军残部进入新疆，并提供物资支援，还批准八路军在迪化设立办事处，并允许延安派遣人员到新疆开展工作。

另一方面，盛世才对那些从苏联返回途经新疆的中共高层领导也表现得极为友好，至少在表面上，莫斯科、延安和迪化之间的关系显得非常和谐。但实际上，这种和谐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陈云作为驻新疆的首任代表，对此有着深刻的洞察，他的评价直击要害。

盛世才作为一名野心勃勃的军阀，主动与苏联及我党建立关系，实质上是想利用苏联的力量来增强自己的实力，进而扩大其势力范围。由此可见，他的动机并不纯粹，且随时可能改变立场，这一点在历史上已有先例。

盛世才错误地估计了局势，试图投靠蒋介石。

1941年秋天，苏联红军在德国闪电战的猛攻下连连失利，莫斯科面临巨大威胁。为了应对前线危机，苏联甚至从新疆调回部分驻军支援，战况十分严峻。与此同时，在中国华北地区，八路军在敌后开展的抗日斗争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盛世才认为，苏联的失败已成定局，莫斯科迟早会失守，这个曾经依赖的靠山已经不再可靠。相比之下，得到美国和英国支持的重庆政府，才是他未来的依靠。如果现在选择投靠蒋介石，不仅能趁机摆脱苏联对他的束缚，还能发泄这八年来的压抑和不满。

1942年3月19日，盛世才的弟弟盛世骐在家中神秘遇害，这一事件成为盛世才政治立场突变的关键转折点。盛世骐曾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莫斯科红军大学，担任盛世才部队机械化旅的少将旅长，手握重要军权。

盛世骐的离奇死亡至今仍是个谜团。有人猜测他是自寻短见，也有人怀疑他的妻子陈秀英与此事脱不了干系，更有人直接指向了他的亲哥哥盛世才。但事实上，具体原因已经无关紧要。对盛世才而言，这起事件恰好为他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借此扭转局势，达成自己的目的。

次日，盛世才通过媒体散布言论，称此事件为“国际阴谋”，并指控苏联军事顾问拉托夫等人策划了对其四弟的暗杀，旨在削弱他的力量并颠覆其统治。以此为理由，盛世才迅速采取行动，拘捕了包括苏联代表和延安相关人士在内的500多人。

盛世骐旅长一直是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坚定拥护者，从某种角度来看，他也是盛世才转变立场的主要阻力。将苏联视为幕后操纵者的指控根本站不住脚，更可能的情况是，盛世才借此机会除掉亲弟弟，实现自己的阴谋。这种手段可谓一箭双雕，以牺牲亲人为代价，达到了个人的野心。

盛世才的手段极其冷酷，为了巩固自己的专制权力，即便是至亲他也能狠下毒手。他曾经将自己的妹妹盛世同许配给中共早期成员俞秀松。然而，当俞秀松开始反对他的暴行时，盛世才毫不迟疑地利用他人之手除掉了自己的妹夫，整个过程冷酷无情，没有丝毫犹豫。

盛世骥，盛世才的弟弟，在晚年谈及此事时，直言不讳地指出：“我大哥经过仔细分析局势，权衡利弊后，最终决定返回重庆，向中央政府靠拢。”因此，盛世骐遇害事件，并非偶然，而是盛世才早已策划好的投靠蒋介石的借口，一场精心设计的背叛，所谓的罪名不过是随意捏造的幌子。

1942年5月，盛世才采取了两手策略。他让二弟盛世英前往莫斯科递交所谓的"证据"，意在安抚苏联方面。与此同时，他派五弟盛世骥赶赴重庆，向蒋介石示好，表明愿意接受国民政府领导。这一系列动作表明，盛世才已做出重要决定：脱离苏联影响，转而投靠重庆政权。

盛世才因玩弄鹰隼不慎，导致自己眼睛受伤。

蒋介石对盛世才在西北地区自成一体的行为极为不满，但由于新疆地理位置偏远，难以直接干预，再加上抗战前后南京政府需要苏联的支持，因此他只能暂时隐忍，默许盛世才在新疆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

盛世才主动示好，蒋介石喜出望外，马上发去电报表示赞赏，并派遣重要官员前往迪化，就盛世才“归附中央”的具体事宜展开谈判。尽管蒋介石在军事上表现平平，但在政治手腕和驾驭军阀方面，他可是个老练的高手。

老蒋清楚盛世才性格多变，为了彻底消除其摇摆不定的倾向，在加强政治拉拢的同时，迅速采取了军事措施：他首先将盛世才任命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并将其直接置于亲信将领朱绍良的指挥之下。

蒋介石紧急从胡宗南的部队中调派第42军前往河西走廊，摆出随时进入新疆的架势，以此震慑盛世才的军队和驻扎在哈密的苏联部队（约一个团）。杨德亮指挥的第42军兵力充足，总人数超过3万，还配备了战车、骑兵和炮兵等精锐部队，整体战斗力相当强。

当时盛世才的部队虽然名义上有六个师的规模，但实际兵力只有两万八千人左右，完全无法与中央军正面较量。面对蒋介石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双重施压，盛世才原本摇摆不定的态度再也无法维持，最终不得不孤注一掷，选择了彻底投靠国民党。

到1943年5月，蒋介石再次派遣四个师进入新疆，全面掌握了该地区的军事主导权。他同时施压盛世才，要求其与苏联进行谈判，撤出所有苏联顾问和驻军。面对这一局势，盛世才只得服从。此时，苏联正深陷苏德战争，无力应对，最终不得不接受这一要求。

1943年9月27日，走投无路的盛世才做出了一个极其残忍的决定。他下令处决了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以及之前被捕的陈谭秋、杜重远等十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这一行为被广泛视为向蒋介石递交的政治投名状，充分暴露了盛世才在政治斗争中的冷酷与狠毒。这一事件不仅是对革命力量的重大打击，也深刻反映了当时复杂而残酷的政治环境。

老蒋并未就此收手，1944年7月，他在完成军政部署后，又将盛世才调离新疆，任命他为重庆政府的农林部长。这一招调虎离山让盛世才明白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新疆王"的梦想彻底破灭。尽管心有不甘，他也只能无奈地前往重庆赴任。

随着中国大陆即将全面解放，盛世才匆忙逃往台湾。他或许此刻深感懊悔，原本自信能掌控局势，却最终自食其果。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种结局无疑是对他盲目自信的最大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