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了《中庸》贯通“性命—礼乐”的整体框架，还有一个关键问题需要探讨，那就是“诚”与礼乐之道的内在关联。自李翱《复性书》以来，“诚”的重要性被不断凸显，成为《中庸》道体与心性的核心范畴。前文指出，在“性命之学”与“礼乐之学”的阐释张力中，《中庸》前后两部分的思想差异与概念侧重被不断放大，学者或以“中庸”言仁义礼乐，以“诚明”言天道性命。如明人王袆曰：“《中庸》古有二篇。……今宜因朱子所定，以第一章至第二十章为上篇，以第二十一章至三十三章为下篇。上篇以中庸为纲领，其下诸章推言智仁勇，皆以明中庸之义也。下篇以诚明为纲领，其后诸章详言天道人道，皆以著诚明之道也。”（朱彝尊，第793页）梁涛亦认为《中庸》上篇以礼乐为中心，下篇以心性为中心，并参照郭店楚简将其拆分为《中庸》与《诚明》二篇。本文的观点与此不同，当“性与天道”与礼乐文明会通为一，贯通天道与人性的“诚”亦可与礼乐融合无间，“诚明”本身便蕴含着深刻的礼乐精神。
“诚”与古人对天道与时间的体认密不可分。天道运行，四季更迭，以春秋两季为要，它们既是关键的农时节点，也是《春秋》纪年的时间标志。春与秋代表了天道的两个基本环节——“生”与“成”。春天草木生生不息，秋天谷物丰硕成熟；在汉字中，“春”从艸、从日、屯声，是草芽在日光中破土而生；“秋”从禾，以饱满的谷穗象征成熟收获。农耕经验塑造了古人对天道与时间的认知方式，奠定了中国哲学的生生气象——尽管生灭相依、成毁相随，但中国文化独重生生而不求寂灭，这与春生秋成的自然规律息息相关。在汉语中，“生”与“性”同源，“成”与“诚”同源，“生—成”与“性—诚”的同构互证，为理解“诚”的义理内涵提供了重要启发。其一，“诚”有真实不虚之义，这与谷物成熟饱满的自然意象密不可分。“诚”从成声，《说文》：“成，就也。”就与聚、集同源，有众多要素汇聚而充实之意。成与丁同源，《说文》：“丁，夏时万物皆丁实。”其古文字形体作，亦为充实饱满之象。其二，“诚”有不断实现之义，这是生生之道的必然结果。在“生生而成”的总体规律中，“诚”一定是自性而诚的，其第一义为真实无妄之“性”，为“诚”之体；第二义为运动不息之“尽性”，为“诚”之用。“诚”是统合了先天本性与后天作用的整体，故必由名词之“诚”开拓出动词之“诚之”，这一动词性的“诚”统摄了“诚明”与“明诚”两个层面，体现出自然与自觉的统一。《中庸》自天命以言性，“诚”意味着人性与天道的整体实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诚”则尽性，尽人之性则必兼人天、内外而言之，最终臻于天地化育的广阔之境。如前所论，礼乐之道是对“天命之谓性”的实现，因此，“性与天道”不断落实在生活方式、社会规范与国家制度之中，落实在贯通天下古今的礼乐文明之中，正是“自性而诚”的具体形态。自训诂而言，“诚”与“穆”词义特点相通。《说文》：“诚，信也。”《方言》：“穆，信也。”《逸周书·谥法解》：“中情见貌曰穆。”“诚”的自然发越体现出“穆”的礼乐秩序。自文义而言，《中庸》中的“诚明”部分不仅臻乎性命之义，更指向了礼乐之道的传承与创制。
首先，《中庸》提出“诚”的概念，这与“九经”之义紧密相扣。“九经”是基于礼制的天下秩序，在《中庸》文脉中，以“一”统领九经，“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朱子：“一者，诚也。一有不诚，则是九者皆为虚文矣。”（朱熹，第32页）其后即以“诚乎身”为九经之本，开启了对“诚”与“诚之”的讨论。“九经”始于修身，具体方式在于“齐明盛服，非礼不动”，它与“诚明”的前后衔接，体现出礼与诚的思想关联。在对“诚”与“诚之”的论述中，《中庸》谓前者为“不勉而中”“从容中道”，谓后者为“择善而固执之”，更紧扣中和之道而立说，自礼乐之本以明“诚”之要义。
其次，“诚”的实现是“性与天道”在生活实践中的不断落实，与微观的礼仪规范密不可分。《中庸》言“诚”可与天地相参，继而言“其次致曲”，再由“曲能有诚”以至于神妙变化。“致曲”是“诚”的起点，郑玄：“曲，犹小小之事也。”“诚”只有进入了具体事件与生活场域，才能避免凌空蹈虚之弊。在《礼记》语境中，“曲”与礼仪密不可分，故有“曲礼”之名，又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训纂》引吴澄曰：“曲者，一偏一曲之谓。《中庸》言致曲，……盖谓礼之小节杂事，而非大体全文，故曰曲。”（参见朱彬撰，第1-2页）由此可见，“致曲”即行礼，“诚”落实在撙节退让、行礼如仪的践行之中。
最后，“诚”的实现指向了天道与圣人之道的根本境界，体现为礼乐文明的广大秩序。《中庸》言“至诚无息”以至于博厚、高明、悠久之境，进而自天道、圣人以言“诚”之广大。“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天道生生不息，圣人法天而发育万物，最终归于礼乐之道。根据孔疏之说，“礼仪三百”谓《周礼》三百六十官，“威仪三千”谓《仪礼》行事之威仪，朱子复以“经礼”与“曲礼”分别释之。“经礼”的宏大框架与“曲礼”的细密规范构成了礼乐文明的完整世界，这是对天道与圣人的至诚之境的人文展现。
“诚明”的开启源自对“九经”的探讨，在礼乐文明的细密仪节与宏观建构中，“诚”的实现得到了具体性与完整性的统一。“诚明”从未脱离礼乐的根基，而是蕴含着深刻的礼乐精神。因此，在《中庸》总结全篇的“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一语中，亦以“敦厚以崇礼”作结。“敦”为“大德敦化”，是天道的运化不息；“厚”为“博厚载物”，是地道的承载涵容。天地之道可以概括为“为物不贰”与“生物不测”，亦即“诚”之义。至诚之“敦厚”归于“崇礼”，尤可见《中庸》以礼为指归的思想旨趣。可以说，“诚”的生生与实现，在礼乐文明中得到了兼具现实性与历史性的展开。
摘自《礼乐文明的根基重建：〈中庸〉主旨新探》《哲学研究》202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