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9月，第180师宣传科科长安靖荣在敌后艰难转战了100多天后，率领6名战士顺利归队。1个月后，上级将安科长当做负面典型，直接开除军籍，判处5年有期徒刑。多年后，安科长讲：“祖国母亲永远是母亲。” 1951年5月的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 那是一场极其惨烈的战役。当时，志愿军第180师陷入了美军的重重包围。这是一个整建制的师，一万多人，突然就被割断了后路。突围，成了唯一的生路。 师长郑其贵、政委吴成德当时下了个命令，现在看，这个命令争议很大。他们决定，分散突围。把部队打散，化整为零，各自想办法冲出去。 安靖荣当时就在其中。他带着一部电台和一些人员，按照命令开始突围。混乱中，枪炮声、喊杀声响成一片，部队很快就被冲散了。安靖荣和师部失去了联系，身边只剩下了几个人。 说句公道话，180师的战士们是英勇的。他们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跟数倍于己的敌人死磕。但最终，结果是悲剧性的。一万多人的部队，最后成功突围归队的，只有不到4000人。大部分人，或牺牲，或被俘。 这就是震惊全军的“180师失利”。 打了败仗，总得有人负责，总得有个说法。战后，上级对180师的失利进行了严厉的追责。师长、政委都被撤职查办。而更大的风暴，刮向了那些好不容易从敌后回来的指战员们。 当时，全军开展了一场针对“归队人员”的审查。说白了，上级怀疑这些从敌后回来的人，是不是在被俘期间“变节”了？是不是被敌人洗了脑，派回来的特务？ 这种审查，带着一种“有罪推定”的眼光。每一个归队的人，都要反复交代自己失散后的每一个细节。你的言行，你的思想，都会被放在放大镜下审视。只要有一点“可疑”之处，就可能被定性为“政治不坚定”、“动摇投敌”。 很不幸，安靖荣就撞在了这个枪口上。 突围的时候，情况万分危急。安靖荣作为宣传科长，按规定要销毁所有机密文件和密码本。他确实也这么做了。但他留下了三样东西：一台收音机、一部电话单机和一份电话总机号码表。 为啥留着？安靖荣的想法很单纯。收音机可以听听敌我双方的广播，了解战局，判断方向。电话机和号码表，是想着万一能碰到友军的电话线，就能接上去联系部队。这在当时那种绝境下，是求生的本能，也是一个军人想尽办法归队的努力。 可是在审查组看来，这就成了“罪证”。他们的逻辑是：你为什么不全部销毁？你留着这些，是不是就存了万一被俘，可以拿去献给敌人当“见面礼”的心思？ 这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更要命的是，有人揭发，说在突围最困难的时候，安靖荣曾经说过一句“泄气话”。他说：“我们是共产党员，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战斗下去；万一被俘，也要想办法活下来，将来再替党工作。” 前面半句，没问题。问题出在后半句——“万一被俘，也要想办法活下来”。 当时的口号是“宁死不当俘虏”。安靖荣这句话，被解读为“贪生怕死”、“有投降思想”。 就这样，一个在敌后百折不挠的硬汉，就因为这几件求生工具和一句话，被定性了。他所有的英雄事迹，都被这种“诛心之论”给抹杀了。 安靖荣被判了5年，在青海的劳改农场度过。 变成了囚犯，每天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那种从云端跌入谷底的滋味，我想没人能真正体会。 5年后，他刑满释放，但“开除军籍”的帽子还戴着。他被安排到山西老家一个偏远的小县城，当了个普通工人。他再也不能穿上军装，再也不能回到他热爱的部队。 安靖荣默默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在新的岗位上，他依然干得兢兢业业。他很少跟人提起自己在朝鲜的经历，更不用说自己的冤屈。他把所有的苦，都自己咽了下去。 直到1980年代，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他的问题才得到了重新审查。最终，军事法院撤销了当年的判决，为他恢复了军籍和名誉。 当一切尘埃落定，有人问他，记恨吗？ 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平静地说了那句让无数人动容的话：“祖国有时会错怪自己的孩子，但祖国母亲永远是母亲。” 这句话，分量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