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王维勤被凌迟活剐时一张罕见留影，脸面向人群充满绝望 1901年，直隶永平府抚宁县周各庄，春天雨水大，洋河水猛涨，村里不少人家的地都被淹了。有个姓李的人家，猪圈被冲垮了，几头猪跑了出来，跑到隔壁田里拱庄稼。拱的就是王维勤家的地。 这点儿事，原本赔点钱也就过去了。可那时候宗族势力大，加上有些人仗着自己有点身份，就喜欢拿捏别人。这王维勤就是这么个人。他是举人，在村里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还是团练的头子，背后好像还有个叫“青苗会”的组织撑腰。 当时他听说有人家猪糟蹋了他家地，脸当时就拉了下来。“把猪赶走，把那家人给我绑过来！”他当场就下了命令。王家的家丁也不是善茬，上去就把李家几个壮劳力给绑了，拖到村头的大柳树底下，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下手挺狠，听说是皮开肉绽的。 那时候，李家刚娶进门一年的媳妇，姓李，嫁过来都叫她“小李马氏”。她嫂子看不过眼，跑去给自家男人求情，没想到让王维勤给盯上了。几句荤话一出口，嫂子是个要脸面的人，气不过，当天晚上就投了井。好在被人救了上来，连夜送回了娘家。 这事儿本来到这儿，道个歉，赔点医药费，也许就过去了。可王维勤觉得丢了面子。一个举人老爷，众目睽睽之下被个乡下女人撅了脸，这事儿传出去，他觉得比自己挨顿打还难受。 三天后，他就带着几十个团练，拿着家伙，闯进了李家。开了枪，杀了人，放了火，连水井都给填了，邻村的人看着都害怕，王维勤的团练手里有枪，一个个凶神恶煞的，谁敢上前拦？ 就那几天，李家十几口人，活生生被他给弄死了。房子烧成了灰烬，田地也荒了。最后只剩下小李马氏一个人，披麻戴孝，哭瞎了眼。她没地方去，只能一路逃荒，从洋河逃到麻姑营，又到台营，几个镇子来回跑。 身上就带着一封血书，那是她一笔一划写下来的冤情。她是个苦命人，不识字，这些字还是在庙里跟着和尚学的。那个“冤”字，写得歪歪扭扭，可她写了几十遍，一直贴身带着。她发誓要替一家老小报仇。 她开始四处告状。先是在抚宁县衙，可县老爷一听说是告王维勤的，连门都不让她进。谁不知道王维勤是谁啊？举人老爷，团练头子，跟保定提督是朋友，青苗会里也有人罩着他。 县衙告不成，她就跑到永平府去告，跪在府衙门口，敲登闻鼓。府老爷也知道这事儿不好办，敷衍了几句，让她回县里再说。她不甘心，又跑到保定提督署门口跪着。大冬天，冰天雪地的，一个弱女子，这份毅力真不是一般人能有的。可结果呢？还是一句“属地管辖，请回”。 要是换了别人，也许就绝望了。可小李马氏没放弃。1903年春天，她听说京城有人能管这事儿，就一路要饭，到了北京。 她跪在都察院门口，那是管监察百官的地方。整整跪了三天三夜。那时候北京也冷，街上的人来来往往，都好奇地看着这个跪着的女人。第三天傍晚，天阴沉沉的，路边的老百姓都在议论纷纷。终于有个巡逻的官员停下来问她：“你跪这儿干什么？” 她是个乡下妇人，说不出什么官话，就一句一句地背她那封血书。那些歪歪扭扭的字，浸满了她的血和泪。她一个“冤”字写得尤其大，也格外用力，像是要把所有的委屈都倾诉出来。 也许是她的坚持打动了上天，也许是京城里真有青天老爷。她的案子终于被立案了。先是送进了都察院，然后又转到了大理寺，那是朝廷的最高审判机关。 那一年，正好赶上朝廷整顿地方吏治，庚子事变之后，清廷也怕地方上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胡作非为。王维勤这事儿，正好撞在了这个风口上。 大理寺的官员不敢怠慢，赶紧派人下去调查。一查才知道，王维勤的团练，人数上百，有枪有马，一部分枪支还是从洋人那儿买的。这哪里是“士绅自防”，分明是“私设武装”，拥兵自重了。再加上灭门血案，人证物证都在，事实确凿。大理寺不敢擅自做主，直接把案子上报到了刑部，请朝廷降旨。 刑部那边也没犹豫，很快就下了判决：“凌迟正法，以儆效尤。”这道判决一下来，王维勤的命运就彻底定了。 1904年五月初四，王维勤被押往菜市口刑场。一路上，他倒是没怎么吭声，也许是知道大势已去，说什么也没用了。 到了刑台，行刑的官员特地吩咐，让他面朝南方，正对着围观的老百姓。 第一刀，是从他的大腿根部开始剐的。这种刑罚讲究的是让犯人受尽痛苦，但一时半会儿又死不了。所以第一刀下去，不会伤及要害，只是割断皮肉筋骨。据说整个凌迟的过程要持续很长时间，三刻钟都算快的，而且每一刀都不能致命。 行刑的人都是老手，他们懂得怎么拿捏分寸，既要让犯人痛不欲生，又要吊着他的命。 王维勤眼神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他的眼神，不是认罪，也不是求饶，更像是一种难以置信。也许直到那一刻，他都还觉得，自己举人的身份，自己积攒的“脸面”，能保他一命。他可能觉得，朝廷不会为了一个乡下妇人，真的把他怎么样。 可那天，没有一个人替他说话。那些曾经被他巴结过的官员，那些靠着他横行乡里的人，都躲得远远的，生怕沾上一点关系。 凌迟完毕后，王维勤的尸体被焚毁，化为一抔灰烬，什么也没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