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一名15岁的男孩在上厕所时，发现墙缝里似乎藏着什么东西，他用手把泥巴刮开，竟然发现了一个油布包，当他打开包裹时，里面的东西让他既害怕又愤怒。 1941年冬，南京毗卢寺后院的厕所里，寒风夹着刺鼻的气味钻进鼻腔。15岁的罗瑾蹲在墙角，手指在冰冷的砖缝里抠出一块泥巴，露出一个不起眼的油布包。他心跳加速，打开包裹的瞬间，瞳孔猛地放大——里面是一本小相册，封面上画着一颗滴血的心和一把沾血的刺刀。他翻开第一页，照片上的景象让他胃里一阵翻涌：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他攥紧拳头，愤怒与恐惧交织，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东西绝不能落入日本人手里。究竟是谁留下了这本相册？它又将去向何方？ 1937年12月，南京城破，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木头味和血腥气。15岁的罗瑾躲在估衣廊附近一家名叫“华东”的照相馆里当学徒，日子过得战战兢兢。街上日军的皮靴声和哭喊声交织，照相馆的生意几乎停摆，只能靠给日本兵冲洗照片维持生计。那天，两个日本兵大摇大摆走进店里，扔下两卷“樱花”牌胶卷，粗声粗气地要求尽快冲洗。罗瑾低头接过胶卷，走进暗房，点亮昏黄的灯光，开始工作。 药水在盘子里晃动，影像渐渐浮现。罗瑾盯着照片，双手开始颤抖：画面上，日军挥刀砍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妇女被凌辱，尸体堆积如山。他咬紧牙关，强忍住恶心，内心却像被点燃的火药桶。15岁的少年，第一次感受到愤怒能烧得人浑身发烫。他知道，这些照片是日军暴行的铁证，若毁掉它们，那些死去的人就真的白死了。 罗瑾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偷偷多洗一套。他趁着夜深人静，在暗房里挑灯加印，选出16张最清晰的照片，小心翼翼地装订成册。相册封面，他用炭笔画上一颗滴血的心和一把刺刀，写下“耻”字，像是对侵略者的无声控诉。为了藏匿这个秘密，他把相册塞进床板下的缝隙，每晚睡前都要摸一摸，确认它还在。那段时间，罗瑾的梦里全是血光和刀影，醒来时满头冷汗。 1941年初，南京城风声更紧。汪伪政府的警卫旅进驻毗卢寺，搜查行动如影随形。罗瑾意识到，床板下的相册不再安全。他思来想去，决定把相册转移到毗卢寺后院的厕所里。那是个不起眼的地方，没人会仔细检查。他用油布裹好相册，塞进墙缝，用泥巴封死。每次去查看，他都装作若无其事，心却提到了嗓子眼。然而，几天后的一天，他再去时，墙缝空了。相册不翼而飞！ 罗瑾吓得魂飞魄散，以为被日军发现，性命不保。他连夜收拾行囊，逃出南京，辗转流落到福建大田，隐姓埋名，开始了新的生活。那个油布包，仿佛成了他心头永远的谜。 与此同时，18岁的吴璇也在毗卢寺参加汪伪政府的电讯培训。培训队的日子枯燥而压抑，日本教官的眼睛像鹰一样盯着每个人。某天清晨，吴璇去厕所方便，无意间瞥见墙缝里一块泥巴颜色不对，像是新抹上去的。他好奇地抠开泥巴，掏出一个油布包，打开一看，里面的相册让他瞬间僵住：照片上的场景触目惊心，日军屠杀平民的画面像刀子一样刺进他的眼睛。 吴璇的父亲是个老实的手艺人，得知儿子带回这么个“定时炸弹”，气得差点动手打他。“这东西会要了全家的命！”父亲低吼。吴璇却倔强地回道：“如果这些照片没了，那些死去的人就没人替他们喊冤了。”父亲沉默了，最终没再阻拦。吴璇把相册藏进棉袄，带回培训队，趁着夜深人静，将它塞进大殿弥勒佛像底座的夹层里。接下来的几年，他像守护一件圣物一样，小心翼翼地看护着这个秘密，每次检查都提心吊胆，生怕被日本教官发现。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南京军事法庭开始收集日军罪证，吴璇知道机会来了。他从佛像底座取出相册，郑重交到法庭。这16张照片被编为“京字第一号”证据，在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时，成了无法辩驳的铁证。据《新华日报》1946年报道，谷寿夫在法庭上看到这些照片时，脸色煞白，汗如雨下，最终被判处死刑。这本相册，成了审判的利剑，刺破了日军试图掩盖的罪行。 时间流转到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70多岁的罗瑾和吴璇再次相遇。罗瑾的右耳因当年被日军殴打已完全失聪，吴璇的背也因岁月压弯，但两人的眼神依然清亮。他们站在相册展柜前，回忆起当年的惊心动魄，百感交集。罗瑾轻抚着泛黄的相册封面，低声说：“我只想让真相留下来。”吴璇点点头，握住老友的手：“你我都做到了。” 2014年，罗瑾的儿子和吴璇的女儿代表两家，将相册原件捐赠给纪念馆。次年，这本相册作为《南京大屠杀档案》的一部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这本不起眼的相册，承载了两个少年用生命守护的真相。它不仅记录了日军的暴行，更见证了普通中国人的勇气与良知。如今，纪念馆展柜旁新增了一块电子屏幕，循环播放当年的影像资料，包括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的动态影像，与罗瑾的相册交相呼应。这些证据提醒着世人：历史不可忘，正义必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