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徐悲鸿在香港时，遇到一个德国人售卖四箱古画，当徐悲鸿看到第三箱时，突然大喊一声：“下面的不看了，我就要这一件！”对方开口就要1万元，徐悲鸿却不假思索的同意了。    1937年，徐悲鸿来到香港办展，顺便想寻些古画收藏，他对古画向来情有独钟，常说中国的好东西太多已经流落海外，能收回一件是一件，这次在香港，他暂住在朋友许地山家中，许地山是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两人私交很好，也常常帮他留意艺术界的消息。   有一天，许地山告诉徐悲鸿，有位德国女人带来四大箱中国古画，想要出手，她的父亲曾在中国当过外交官，收藏了不少东西，如今战乱将起，她打算变卖这些藏品换钱，听闻此事，徐悲鸿顿时动了心，他不是单纯为了买画，更在意的是这些古画能否回到中国人的手中。   那四箱画摆在眼前时，他一箱一箱翻看，前两箱多是明清时期的作品，虽也有些年头，但并未引起他特别的兴趣，直到第三箱打开，一幅长卷映入眼帘，这是一幅绢本墨线画，颜色已经泛旧，画面却极为震撼，画中所绘，是整整八十七位神仙，各自姿态各异，有的肃立，有的侧身，有的作揖，有的似在交谈，人物虽无一笔颜色，却神采飞扬，仿佛能从画面中走出来。   徐悲鸿顿时意识到，这绝不是寻常之作，他仔细观察线条的起伏与勾勒，气韵流转之间，隐约有盛唐遗风，他曾在法国深入研究素描、线描技法，对线条的表现力极为敏感，这幅画的笔法简练但不失力度，尤其人物衣袍的飞动感，让他想起了唐代“画圣”吴道子以“吴带当风”著称的风格。   这幅画没有款识，也无印章，但在徐悲鸿眼中，这恰恰增加了它的古意，他断定，这不是谎言堆砌的仿作，而可能正是唐代遗存下来的真迹，或至少是极早年的摹本，他越看越激动，心跳不止，却也清楚自己的处境，他此行并未准备大额资金，而这画的价值，恐怕难以用金钱衡量。   最终，他以自己六幅精心创作的画作，加上随身所带的现款，与对方成交，那一刻，他将画卷小心翼翼地抱在怀中，如同得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回到住所后，他为这幅无名画作取名为《八十七神仙卷》，还特地刻了一方印章，盖在画卷上，印上刻着“悲鸿生命”四字，这是他对这件作品的态度，也是他对艺术的承诺。   1938年，徐悲鸿受泰戈尔之邀，前往印度讲学，他带着这幅画从香港动身，为防路上损坏，还特意在中华书局精印留存，途中经过广州，当地局势已陷入混乱，他带着画卷辗转漂泊四十余天，才最终抵达香港，即便艰险重重，他始终不肯将画交给他人保管，一路亲自带着，寸步不离。   可战火终究还是带来了不幸，1942年，在云南昆明，他的住处遭遇盗窃，他外出避空袭，归来后发现铁皮箱被撬，画作连同其他三十余幅画一并失窃，他一度情绪崩溃，身体也因焦虑和怒火而出现高血压症状，此后几年，他不断打听画作下落，始终杳无音讯。   直到1944年，消息终于传来，他的一位学生在成都偶然得知，有人持有一幅画，疑似《八十七神仙卷》，徐悲鸿立即设法前往成都，他见到画作的一刻，几乎不能言语，熟悉的墨线、熟悉的神仙、熟悉的印章还清晰可见，那方“悲鸿生命”，仿佛在静静地等着他回来。   赎回画作的过程并不容易，对方开出高价，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他再次卖画筹钱，甚至在病中连夜作画，只为换回这幅心中的国宝，最终，他不仅付出高额现金，还交出了十幅新作，这场赎回让他身心俱疲，但他从未抱怨一句，他只在意一点：画回来了，而且完好。   这幅画的真伪曾引起一些人的疑问，毕竟唐代作品流传至今本就稀少，且这幅画无款无印，但在徐悲鸿请张大千、谢稚柳等人鉴定后，大家一致认为，这画极可能为吴道子之作，即便非真迹，也应是唐代高水平摹本，尤其张大千评价这幅画的线条、布局、神韵，远胜多件传世名品，可见其艺术高度。   徐悲鸿对这幅画的感情远超过收藏，它代表的不仅是绘画技艺的高峰，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他曾说，中国画不应只守旧，也不应盲目西化，而要在传统中汲取力量，再结合现代视角予以再造，《八十七神仙卷》正是他理想中的典范，白描技法、人物神态、线条流动，都与素描神似，既有传统底蕴，也符合现代审美。   1953年，徐悲鸿病重，他深知个人生命有限，而这幅画的价值却远不止于一人之手，他决定将《八十七神仙卷》无偿捐给国家，那个曾在战乱中失而复得、他倾尽所有也要守护的宝贝，如今终于可以安然归于国库，他没有为后人留下私产，却为国家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