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医生通知后勤：罗瑞卿没救了，准备棺材吧，后勤部请木匠做棺材时，发现罗瑞卿站在身后，后来罗瑞卿被授予开国大将。

1931年5月，第二次反围剿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红四军某团政委罗瑞卿在龙冈战斗中率部冲锋时，一颗7.92毫米步枪弹从左侧太阳穴射入，贯穿左颊后擦过颈动脉。

弹头虽然没有直接击中要害，但撞击力导致颅底出现裂纹，左侧面部神经严重受损，罗瑞卿当场昏迷，血流如注，战友们用门板将他抬下火线。

从战场到后方医院有30多里山路，抬伤员的战士轮换了三拨，到达红四军野战医院时，罗瑞卿的脉搏已经很微弱，军医摸了摸颈动脉，摇头对护士说：“准备寿衣吧。”

当时的医疗条件极其简陋，整个医院只有两名军医，药品奇缺，连基本的止血药都没有，面对如此严重的头部外伤，医生只能用土办法处理：先用烧酒清洗伤口，再用草木灰止血。

罗瑞卿昏迷了整整72小时，期间高烧不退，体温一度达到40度，只能靠酒精擦拭身体降温。第三天凌晨，军医再次检查时发现他呼吸微弱，几乎摸不到脉搏。

按照当时的惯例，医生通知后勤人员准备后事，木工班长专门选了上好的松木，准备制作一副1米9长的棺材，因为罗瑞卿身高接近1米8，需要留出余量。

就在木工开始锯木料的第四天上午，护士去换纱布时发现罗瑞卿睁开了眼睛，他虽然意识模糊，但能够简单回应，这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

医生重新检查发现，虽然伤势依然严重，但关键的颈动脉并未完全断裂，自然形成的血凝块起到了止血作用，更重要的是，颅内没有出现大面积出血，这是他能够苏醒的关键原因。

由于左侧面神经受损，罗瑞卿康复后说话时嘴角略向右偏，看起来总像在咬牙，这个后遗症伴随了他一生，但并没有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毛泽东听说这件事后说：“我们的干部都很顽强，重伤都能挺过来，说明革命意志坚定。”从此罗瑞卿在部队里有了“硬骨头”的绰号。

伤愈后的罗瑞卿担任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经常给学员讲授政治课，有学员问起他的受伤经历，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打仗哪有不受伤的，关键是伤好了还能继续战斗。”

1934年长征开始时，罗瑞卿的伤势已经完全康复，但左脸仍有明显疤痕，行军途中，他经常和战士们开玩笑：“我这张脸算是过了火的，以后敌人的子弹都打不坏了。”

抗日战争期间，罗瑞卿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兼副校长，他在讲课时经常强调实战经验的重要性，告诉学员们：“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抗大的学员来自五湖四海，不少人对罗瑞卿脸上的疤痕很好奇，他从不避讳这个话题，反而用自己的经历教育学员。

他在部队政治工作方面的经验非常丰富，深受官兵信任和拥护。

新中国成立后，罗瑞卿担任重要职务，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时，他已经是51岁，从当年那个差点“阵亡”的年轻政委，成长为共和国的开国将领。

从医学角度看，罗瑞卿能够从如此严重的头部外伤中康复，确实需要一定的运气成分，子弹的轨迹、血凝块的形成、感染的控制，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是致命的。

这个“死而复生”的故事在红军中流传很广，成为鼓舞士气的典型案例，它不仅体现了革命战士的顽强意志，也说明了当时医务人员在极其困难条件下救死扶伤的敬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