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若想让自己心仪的女子成为皇后，往往需要极大的运气、胆识和霸气。因此，大多数皇帝只能选择妥协，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册立心爱之人为皇后。 与吕雉相比，戚夫人显然才是刘邦的真爱，可惜刘邦多次努力均告失败。商山四皓曾现身劝谏，刘邦悲歌吟唱：“天鹅高飞，振翅千里。羽翼已成，翱翔四海。翱翔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短箭，何处施用！”这悲壮的诗句，道出了刘邦心中无奈。 戚夫人听罢泪流满面，她清楚地明白，自己成为皇后的美梦彻底破碎，已无力再拾。 为何大臣们总要干涉皇帝的婚姻？原因很简单：皇后不仅代表个人，更代表了背后庞大的利益集团，承载着数代家族的兴衰命运。 吕雉背后是丰沛集团的利益，这正是刘邦崛起的根基，势力雄厚，吕氏家族与诸多功臣紧密绑定。戚夫人出身较为寒微，所属定陶势力也非功臣集团主流，一旦她成为皇后，丰沛集团如何能够心甘情愿？ 即便是开国皇帝刘邦都不得不妥协，后世皇帝面临的阻力更加艰难。比如明宪宗，他最宠爱的“万大妈”，便被太后一巴掌直接打压，彻底压制了他的心头好。 皇帝若想册立心爱之人为皇后，除了运气，还需要极大的勇气与霸气。例如汉武帝。汉武帝迎娶陈阿娇，实为政治联姻，两人性格南辕北辙：一个专横跋扈，一个娇纵蛮横；一个缺乏夫德，一个无妇行。 等汉武帝稳固皇位后，陈阿娇便失去了政治价值，霸气的刘彻果断将她废黜。 不过，像汉武帝这样气势逼人的皇帝历史上不多见，大部分皇帝宁愿委屈自己，保持政治妥协，给心爱之人一些宠爱，也不愿触动外朝权势的利益。 政治因素复杂多变，也给皇帝的婚姻带来诸多难题。比如唐玄宗的两位心爱妃子武惠妃与杨贵妃，都未被册立为皇后。 武惠妃出身武家，受朝臣排挤，唐玄宗虽多次努力，却始终未能如愿。杨贵妃身份特殊，入宫时李亨已被立为太子，为避免流言蜚语和保护太子，唐玄宗从未提出册立皇后的事宜。 总之，皇帝的婚姻牵扯太多利益与权衡，感情反倒成了次要因素，政治妥协几乎成了常态。 其实探讨皇帝的“最爱”本身就是伪命题，因为古人的爱情观与现代截然不同。如今的“最爱”往往是多重因素综合权衡后，归于某一人；而皇帝的“最爱”则往往是多重因素分散在多个女子身上。 比如朱元璋，马皇后无疑是他的挚爱，但他儿女众多，妃嫔成群。按现代眼光，生了五个孩子的郭惠妃或许才是“最爱”之一。 再如李世民，长孙皇后是他的挚爱，但这并不妨碍他同样宠爱事业帮手韦贵妃、红颜知己徐贤妃，以及美艳动人的阴德妃。 对皇帝来说，皇后是嫡妻，是家中的正统女主人，这个身份至关重要。谁被册立为皇后，就是最深的信任和爱的体现，已经无需多言。 汉宣帝曾废除霍光之女霍成君，改立无子无女的王氏为皇后。王氏原是无人问津的女子，因父亲与汉宣帝友好被送入宫中，但未受宠幸。 按现代眼光，王氏绝非皇帝最爱，但汉宣帝定意将天下女主、太子抚养人授予她，这便是他对她最深的爱。 现代人或许会嘲笑：“这哪是爱？分明是利益和权力的安排。”但古人却分得清“爱”与“宠”的区别，认为“爱”多存于后堂，温存收藏；“宠”则是时时抱在手心里的热烈情感。 “爱”只有一种，而“宠”的形式多样，有吟诗作对、轻歌曼舞、温婉如水、销魂蚀骨，甚至浪漫奔放，各种滋味如调味品般丰富多彩。 因此，“宠”常常变幻，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比如汉成帝曾宠爱许皇后，却一见赵飞燕便改弦更张，倾心至极。 历史上那些追求“真爱”的皇帝，在古人眼里常被看作分不清“爱”“宠”，只顾享乐，被骂也算轻的了。 朱元璋对马皇后恭敬有加，即使多年未近床榻，这在古代标准下就是“最爱”。现代人或许难以接受这种情感模式。 不仅男人如此，古代女人多数也认同此标准，甚至会主动撮合丈夫纳妾，甘愿分出自己应得的“宠”，这就是传统“妇德”。 作为家中女主人，获得稳固的家庭地位便已足够，皇后亦然。 但女人接受世俗标准，不代表内心甘愿。人性本能驱使她们争夺将“宠”与“爱”合二为一，于是宫廷中形形色色的斗争层出不穷。 她们互相陷害，设圈套，拉拢家族势力，勾结朝廷官员，实在不济还会动用巫蛊术，这都是看谁的综合实力更强。 例如汉武帝之母王娡，依靠外援长公主刘嫖，无需亲自出手便获胜。 其实汉景帝当年也分不清“爱”与“宠”，稀里糊涂地被王娡迷惑，最终使栗姬及其子惨死。 当然，最传奇的莫过于独孤伽罗与隋文帝，两人堪称“绝代佳偶”，实现了一夫一妻制，且无异母子嗣。 这既得益于二人早年的患难情深，也因独孤家族的强大势力。但即便如此，隋文帝偶尔也“出轨”，宠幸尉迟姑娘，独孤伽罗竟毒杀了尉迟氏。隋文帝愤怒异常，骑马出宫进山谷二十余里，大臣们甚至误以为他出家当和尚。 被找回后，隋文帝长叹：“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 皇帝作为社会的象征，肩负重责，难以随心所欲。幸而他能分清轻重，懂得宠与爱的界限，即使独孤伽罗去世后，也不过偶尔放飞自我，始终未再立后。 由此可见，现代人脱离历史环境，偏执于皇帝为何常常最爱之人非皇后，实属多余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