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拿起那把名为“中国当代文学价值评估体系”的尺子——这把尺子量的是作品的内涵深度、人物形象刻画、阅读趣味、艺术表现力以及它留下的影响痕迹——去仔细衡量浩然在个特殊时期写下的长篇小说，特别是从《艳阳天》到《金光大道》这一路，会发现事情并不像有些人极力鼓吹的那样美妙。 先说最核心的内涵。这是衡量一部文学作品根基牢不牢靠的关键。浩然这两部大书，讲的核心是什么？是农村里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围绕着走哪条路的路线分歧。作者笔下，这种斗争尖锐得无处不在，激烈得仿佛随时要天翻地覆。然而，回头看看那段真实发生的农村历史，不得不承认，书里描绘的那种斗争场景，很大程度上是被夸大其词了，甚至有些地方完全是虚构出来的情节。 有人说，《金光大道》必然有其永远屹立于艺术殿堂的理由。这话听起来很提气，但细究起来，更像是拔得太高、说得太满的空话，实在找不出足够硬气的理由来支撑。试想，如果《金光大道》这样的作品都能稳稳占据艺术殿堂的一席之地，那这个殿堂本身的价值和门槛，恐怕就很值得怀疑了。不光《金光大道》算不上经典，就连评价相对好些的《艳阳天》，同样也难以戴上经典的桂冠，尽管不少人认为它在艺术上比《金光大道》要强一些。归根结底，从长远来看，读者手中那无形的投票权，最终会让《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成为历史书架上的旧籍，它们的时代已经过去。 再来谈谈作品的真实性。这个问题很关键，因为真实是文学打动人心、长久流传的生命线。浩然本人曾多次强调，他写的就是他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农村生活，是他认为的真实状况，绝无虚假。这个说法本身就有值得推敲的地方。他后来也曾私下对采访者吐露过心声：“农民的苦处，我哪里会不知道？我就是从小在苦水里泡大的农民娃，他们的日子、他们的难处、他们的怨气，我太清楚了。那几年大家挨饿受冻的日子，我不是一样熬过来的吗？可是，这些话，那时候能往书里写吗？不行啊！写了也出不来！” 这段自白本身就充满矛盾，也戳破了他之前宣称的“完全真实”的泡泡。既然明明看见了、经历了苦难，却不敢在笔下讲真话、说实话，那么作为一个握笔的作家，他的良知和勇气又体现在哪里呢？这个问题，无论时代如何，都是值得认真反思，甚至应当感到愧疚的。当然，我们也能理解，如果真的如实写下农民挨饿受冻的惨状、心中的怨气和生活的绝望，那么《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这样基调昂扬、歌颂奋斗的作品，在当时的环境下根本不可能诞生。 那么，这些小说读起来有趣吗？换句话说，它们的趣味性如何？这关乎读者能否顺畅地读下去并获得阅读的愉悦。实事求是地说，浩然在文革期间写的这些小说，并非依靠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或独特的艺术魅力来吸引读者的。尽管浩然扎根农村多年，深知农民想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作品里也大量运用了鲜活生动的农民口语，充满了泥土气息和生活的细节，这使得他的书在当时确实拥有不少读者，尤其是一些农民朋友。 他后来回忆起1962年这个创作转折点时曾说：“那会儿我已经出了好几本小说集了，很想再往上走一步，把作品质量提得更高，可就是找不到明确的路子。就在这时候，‘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句伟大的号召，简直像春雷一样劈开了我脑子里的迷雾！” 这话很清楚地表明，他寻求突破的方向并非更深地扎根生活、磨砺写作技巧或提升个人思想境界，而是找到了一个现成的、强大的理念作为支撑。这个选择，直接决定了他作品的基调：注定要紧跟瞬息万变的政治风向，注定要走歌颂路线，也注定了作品必然带有强烈的政治说教色彩，成为某种政策或理念的形象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