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建章

所谓财政赤字，是指在财政年度内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的差额。作为类比，人口赤字是指某年死亡人口大于出生人口的差额。例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中国出生人口954万人，死亡人口1093万人，人口赤字为139万人。

人口赤字的根本原因是低生育率。多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养育成本高，经济负担重，是影响生育意愿的最重要原因。要提高生育率，就需要减轻育儿家庭的养育负担。给育儿家庭大规模发钱，就是减轻养育负担的一个最快、最直接的办法。我们建议采用财政赤字的方式来给育儿家庭发钱，从而缓解人口赤字问题。

从1991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近几年的生育率只有更替水平的一半左右。根据联合国以及国内外多家机构的预测，中国人口从2022年一直到本世纪末都会保持人口赤字状态（即死亡人口大于出生人口）。人口赤字会带来社会养老负担加重、削弱创新力等害处，所以，需要尽快出台提高生育率的有效措施。

人口赤字加重社会养老负担

生育率下降的直接后果是年轻人口比例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上升。用于养老的公共开支，其实需要通过向目前正在工作的年轻一代征税来筹集。因此，在严重老龄化社会中，随着政府养老支出的增加，税收负担也会加重。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15.6%，已经有不少省份的养老保险基金当期入不敷出。东北三省由于生育率长期过低、老龄化程度较高，养老金亏空严重。如果中国不能扭转生育率持续下降的趋势，东北的今天将是中国的明天。根据育娲人口发布的《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的中预测，2032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超过20%，2048年将超过30%。

根据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以及人均寿命将进一步延长的趋势，未来数十年内，中国的老年人口将大幅增加。这将导致财政中用于老人医疗和社会保障的支出迅速扩大，而为了支付老龄化带来的日益上升的社会抚养成本，工作人口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税负。

养老归根结底是工作的劳动人口养退休的老年人口，要维持这种养老制度，需要有足够的年轻人口。但长期低生育率使得中国社会急速老龄化，领养老金的人数增加，而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人数减少。

延迟退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养老金压力，但无法从根本上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萎缩给经济、社会、科技各个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根本措施是提高生育率。

人口赤字削弱创新力

人口赤字对创新力的损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人口赤字削弱人口规模，而人口规模与创新力是正相关关系。人口多就市场大，可以投入的研发人员也就更多。但这种人口越多、创新力越强的关系不是线性的，而是具有递增效应的，也就是说，人口越多，不仅总的创新力越强，而且人均的创新力也会越强——这就是所谓的规模效应。

二是，人口赤字加剧老龄化，而老龄化削弱创新力。一般来说，一个人的体能在20多岁时达到顶峰。然而在现代经济中，驱动生产力发展的，是人类的各种认知能力。除此之外，经验也是形成创造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综合来说，一个人在30岁和40岁时最有创造力，因为他们已经有10~20年的经验，而且精力仍然充沛，能够迅速地思考和学习。这种经验与精力的完美平衡，使其成为创新领域的主力军。

由于大多数人的认知能力在30~50岁时达到顶峰，学习能力在20多岁时最强，因此年轻人在新技能习得与环境适应方面具备天然优势。而提出创造性经营理念和经营创业公司所必需的知识技能，通常需要从经验中获得。所以，最好的创业年龄在25~35岁。因为这一年龄段的人已经积累了一些知识和经验，也仍然保有开放的心态，并且愿意为理想承担风险。

由于25~35岁是最适合创业的年龄，所以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大量30岁左右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那么就会对其创新尤其是颠覆性创新很有帮助。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正在迅速老龄化，那么潜在的年轻发明家和企业家就会变少。

老龄化社会还存在一种阻挡效应，即老年人会阻碍年轻人的活力。在企业晋升体系中，年龄结构直接影响职业发展通道----当企业内平均年龄偏高，年轻员工即便能力出众，也难以突破年长管理者的“天花板”。这种晋升困境不仅限制了年轻人的管理经验积累，更削弱了其专业技能提升的动力。长此以往，老龄化国家的青年群体不仅数量萎缩，更因发展受阻而丧失创业能力，双重打击下，国家整体创新活力必然陷入衰退。

建议用财政赤字来缓解人口赤字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提到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时说，2025年财政赤字率拟按4%左右安排，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赤字规模5.66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6万亿元。

我们建议采用财政赤字给育儿家庭发钱来缓解人口赤字。具体的政策建议如下：每个一孩每月补贴1000元，给每个二孩每月补贴2000元，加上社保和所得税减半，给每个三孩及以上的孩子每月补贴3000元，加上社保和所得税全免（对于特别富裕的家庭，可以设定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未来投入力度随生育状态变化做进一步调整。考虑到目前中国经济急需扩大内需，还可给每个孩子一次性10万元的现金补贴，这既能提升生育率，也有助于提振内需，带动投资，促进经济发展。

对于现金补贴和减税部分进行粗略估算：在正常情况下，在每年出生人口中，一孩是最多的，所以，按照平均每孩每月补贴1500元计算，即是平均每孩每年补贴1.8万元。如果每年出生人口1000万，那么补贴当年出生人口需1800亿元。如果追溯到三年前的出生人口，可能需要第一年近6000亿元，以后逐步增加到每年1万亿至2万亿的额外补贴。减税部分，如果按每年1万亿元计算，则现金补贴和减税部分每年需要财政支出2万亿至3万亿，在现有基础上约增加2%的财政赤字率。

从国际经验来看，发钱鼓励生育是有效的，但力度要大且可持续。与中国同属东亚国家的韩国，2023年生育率只有0.72，全球最低。为了鼓励生育，韩国保健福祉部2024年1月11日宣布，大幅提高对两岁以下婴幼儿父母的补贴。按照新政策，家中有1岁以下婴儿的父母每月可以获得100万韩元补贴（约合人民币5000元）；抚育1至2岁幼儿的父母，每月可得到50万韩元补贴。韩国政府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新生儿人数为24.2万，比前一年增长3.1%，9年来首次正增长。韩国2024年出生人口止跌回升，从月度数据来看，主要可以归因为大规模的生育补贴和扶持政策。当然，人口结构、疫情补偿效应和民间的生肖偏好也有一定影响。此外，韩国2024年结婚数据大幅增加，预示2025年韩国出生人口还有可能继续增长。

采用财政赤字来给家庭发钱无需担心通胀

有人担忧，给家庭发钱会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呢？事实上，这一担忧的核心取决于两大要素：社会产能的利用程度与就业市场的饱和状态。当前，我国正处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与就业不足并存的局面，通过消费刺激政策，能够有效激活闲置的生产资源与劳动力，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现阶段面临的并非通胀压力，而是物价负增长的通缩困境，此时采用赤字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显得尤为必要。当然，赤字财政并非适用于所有经济周期，在通胀周期中需谨慎调整；但就当前形势而言，我们应当以理性、专业的经济学视角，客观评估其实施的可行性与潜在价值。

通过财政赤字手段提振经济，本质上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实践应用。自二战结束后，凯恩斯理论已成为全球广泛认可的经济学理论，在宏观经济调控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该理论的适用场景，正是在通缩环境下，社会需求疲软、就业岗位不足的经济状况，这与中国当前面临的经济形势相似。

依据经济学基本原理，在市场需求不足时期，财政赤字支出能够产生显著的乘数效应，且不会引发通货膨胀风险。因此，通过财政赤字为育儿家庭提供补贴，能盘活奶粉、玩具等面临过剩而闲置的产能，更能激发多样性需求，引导资源配置到社会需要的领域，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相较于降低利率等传统经济刺激政策，直接发放现金或消费券能够更快速、精准地刺激消费，提升政策实施效果。

对于拥有货币发行权的主权国家而言，财政赤字可通过向中央银行借债的方式实现，这一过程在本质上仅体现为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字变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量化宽松政策。通过这一手段，能够实现货币投放与经济刺激的目标。

以日本为例，自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政府债务规模持续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1990年日本一般政府总债务占GDP比重为69%，1996年突破100%，2009年超过200%，至2022年已高达261%，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政府债务率最高的国家。尽管债务高企，但日本通过长期实施财政赤字政策，成功维持了就业市场的稳定与物价水平的平稳，失业率保持低位，通货膨胀压力可控。

目前中国经济要担心的是通缩而不是通胀，通缩会导致物价下降，表面上看是好事，但是人们的消费意愿减弱，因此可能导致市场需求不足；而且，物价下降了，却在暗中让个人和企业的负债增加了，因为持有资产实际价值缩水了，而对银行的抵押贷款却没有减少。这就是经济学中典型的“负资产”而导致的经济衰退。因此，通过适度增发货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抵御通缩风险，已成为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举措。

结论

长远来看，中国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由长期低生育率引发的人口赤字。人口赤字不但会加重社会养老负担，还会损害国家创新力，以及削弱国家综合实力。要缓解人口赤字问题，需要用财政赤字来发钱给育儿家庭。因此，提升生育率需要提高财政赤字率。向育儿家庭发钱，既能扩大消费，提升民众生活质量与幸福感，又能提升生育率，缓解人口赤字问题，提振中国的创新力和综合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