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杀害李大钊的了明禅师，被带到后准备刑场枪毙，他对行刑人员提了一个要求：“我罪大恶极，确实死有余辜，但能不能不要用子弹打我的头？” 1927年，李大钊等革命先驱惨遭北洋军阀杀害，鲜血染红了那段黑暗的历史。24年后，凶手之一雷恒成落入法网，面对死刑，他却提出了一个令人疑惑的要求：“不要用子弹打我的头。”这个请求究竟为何？历史的真相和正义的审判，将在这段尘封的往事中逐渐揭开。 1927年，北洋军阀张作霖统治下的中国，政局动荡，社会黑暗。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政权，张作霖对中国共产党人展开了残酷镇压。作为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李大钊因其革命活动成为首要目标。张作霖亲自下令，要求京师警察厅厅长陈兴亚迅速抓捕李大钊。陈兴亚深知任务的紧迫性，立即召集心腹吴郁文和雷恒成，组织军警展开行动。这两人都是陈兴亚的得力助手，雷恒成尤以执行任务时的冷酷无情而著称。 当时，中共北京地委负责人李渤海在被捕后经不住严刑拷打，选择了叛变。他向军阀供出了李大钊的藏身之处——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旧兵营。这一地点因其特殊的外交背景，本应是安全的庇护所，但北洋政府无视国际惯例，决意强行抓捕。1927年4月6日，吴郁文和雷恒成带领三百多名军警包围了大使馆，悍然闯入，逮捕了李大钊及其他数十名革命者。这次行动不仅是对革命力量的沉重打击，也暴露了军阀政权的蛮横与无耻。 被捕后的李大钊被押往京师警察厅监狱。在狱中，他遭受了非人的酷刑折磨，但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坚定信念，没有向敌人屈服。张作霖为避免留下更多罪证，下令秘密处决。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与其他19位革命志士被押往刑场，在绞刑架下英勇就义。他们的牺牲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也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埋下了火种。然而，行凶者雷恒成等人却在事后销声匿迹，逃避了应有的惩罚。 时间流转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北洋军阀早已覆灭，正义的追索却从未停止。这一年，北京市公安局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信中指出上海一位自称“了明禅师”的僧人，其真实身份正是当年杀害李大钊的凶手雷恒成。这一线索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展开调查。专案组将目标锁定上海，派遣侦查员前往核实。 为了不打草惊蛇，侦查员鲁全发化装成一位算命先生，深入上海街头巷尾，逐步接近了“了明禅师”。经过多日的观察和走访，鲁全发最终确认，这位披着僧袍、道貌岸然的“禅师”正是潜逃多年的雷恒成。1952年，警方果断行动，将雷恒成逮捕归案。在审讯中，雷恒成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承认参与了1927年抓捕和杀害李大钊的行动。 1953年，人民法院对雷恒成作出死刑判决。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罪行的清算，也是对那段血腥历史的正义回应。在被押往刑场执行枪决前，雷恒成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我罪大恶极，确实死有余辜，但能不能不要用子弹打我的头？”这个请求并未改变他的命运，最终，他被依法处决，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雷恒成的伏法并非个例。参与杀害李大钊的其他凶手，如陈兴亚、吴郁文和叛徒李渤海，也在建国后陆续被抓捕归案，接受了法律的制裁。陈兴亚作为直接指挥者，早在1950年被捕，后被判处死刑；吴郁文则在逃亡途中落网，同样难逃法网；李渤海因叛变助纣为虐，最终也被处以应得的惩罚。这些罪犯的结局，向世人昭示了正义虽迟但到的真理。 李大钊的牺牲和凶手的伏法，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那架见证了革命者壮烈就义的绞刑架，如今被保存在国家博物馆中，成为后人缅怀先烈、反思历史的重要见证。它提醒着人们，革命的道路充满艰辛，而正义的实现需要不懈的努力。 雷恒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提出不要打头的要求，或许是出于对死亡方式的恐惧，或许是对自己罪行的某种心理逃避。然而，无论动机如何，他的罪行早已无法洗刷。历史的审判不仅是对个体的惩罚，更是对那段黑暗时代的清算。新中国的建立，正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成果，而对凶手的追责，则是对先烈英灵的告慰。 从1927年到1953年，跨越24年的追索，展现了中国人民对正义的坚持。雷恒成的死刑执行，不是简单的复仇，而是法治的胜利，是对革命先驱的尊重。那些曾经为非作歹的凶手，最终在人民的审判面前低下了头。这段历史告诉我们，罪恶终将被绳之以法，而革命的精神将永远传承。 雷恒成的伏法，是对李大钊等先烈最好的告慰，也让人们看到正义的曙光。历史虽已远去，但其启示犹在：邪不压正，真理永存。您如何看待这段沉重的往事？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感悟，共同缅怀先烈，铭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