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小战士陈书利正在越南的农田里挖红薯，突然被人用石头砸了一下，他抬头一看，竟然是4个越南士兵走了过来。 那年，年轻战士陈书利独自在异国的农田里翻找食物，连日作战和失散后的奔波已经耗尽了他的体力。 突然，一块石头砸在他背上，他警觉地抬起头，看到四个越军士兵正朝他走来。 双方距离很近，越军却没有立即开火，他低头扫了一眼自己破旧不堪的军装，立刻明白了，对方把他当成了狼狈不堪的越南民兵。 他强压心跳，若无其事地继续拨弄着土地里的红薯藤，等到那四个敌人走到距他仅剩几步远时，他猛然转身，手中的56式冲锋枪向其射击。 突如其来的弹雨让四名越军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便栽倒在地，快速打扫完这片小战场后，他再次隐入山林，心中唯一的念头是：“分散的六位战友，一定要活着回去！”他的思绪被拉回几天前的战斗。 1979年2月中下旬一天凌晨，浓雾能见度不足二十米，他正跟随部队行军，队伍在迷雾中不幸闯入了越军的预设阵地，战争瞬间爆发。 他在混战中击倒多名敌人后，被迫与两名越军展开肉搏，最终凭借过硬的近战技巧解决了对手。 然而，当白刃战的喧嚣平息，他才发现周围的枪声与己方部队的声音都消失了，瞬间反应过来自己掉队了。 独自在浓雾弥漫的陌生山岭穿行一阵后，她意外地在一个山坡上遇到了另外三名同样迷失方向的士兵。 四人刚把枪口统一方向，不远处又传来压抑的喘息声，只见三名带着枪伤的战友互相搀扶着出现了。 七名不同连队的士兵临时组成了新的战斗集体，推选他担任指挥。 彼时，他们有数百发子弹，数量虽不算少，可手榴弹仅余六枚，更为关键的是，仅有三支可用枪支，而近战中能压制敌人的冲锋枪，唯他一人持有。 他迅速部署，战斗经验丰富的陈武贤和韦程儒负责断后警戒，炮手胡清祥居中照护伤员，他自己则在前方探路。 临近中午，一阵山风刮来，浓雾开始散开，视野逐渐清晰的瞬间，他们竟然身处一个三面环山的洼地底部，四周山腰上清晰可见越军构筑的战壕和火力点。 洼地中有几排草木搭建的简陋农房，正因为易遭打击，越军并未驻守其中。 别无选择，他立刻带领战士们迅速钻入一间堆满化肥袋的木板房，借着那堆农业物资作为简易掩体隐蔽起来。 几乎同时，山上的越军发现了他们的踪迹，敌人判断这支孤立的小分队藏身于此，却并未直接用炮火摧毁木房。 “他们想要活的！”他急促提醒战友，立即组织大家把沉重的化肥袋垒成不到三平方米的防御圈，所有人蜷缩其后。 越军分成多路围攻上来，陈武贤封住左侧，韦程儒和胡清祥紧盯后方偷袭，三名伤员负责传递弹药、补充弹匣并监视敌情，他主动负责火力最强的右侧通道。 此刻，他将56冲调成精准点射模式，三声干脆的枪响过后，三个靠近房屋右侧入口的越军应声倒地。 “干掉了，右侧倒了三个。”掩体后的轻呼带着振奋，凭借三支步枪组成的交叉火力，这支小分队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连续打退越军五轮冲锋。 陈书利和陈武贤各自毙敌超过十人，连入伍后一度被派去种菜、疏于战斗训练的韦程儒也在压力下击毙了两名试图爬近投弹的敌人。 天色渐暗，子弹消耗过半，敌人似乎失去了耐心，就在陈书利等人抓紧喘息时，一声炮击轰鸣炸响。 剧烈的爆炸掀飞了漫天白色粉末，空气中弥漫刺鼻气味，硝烟未散，越军的喊话声已在屋外响起，劝降的语言虽无法完全听懂，但意图明确投降免死。 炮手默默地将自己仅有的那颗“光荣弹”掏出来，紧紧攥在胸前，这一无声的举动让其他人都沉默了。 陈书利一把按住他的手：“弹药还能支撑，还能多换几个，真要走到最后一步，我们听枪号一起上路！” 他拿出随身的纸笔，简述遭遇战经过及突围过程，传给大家签名，“证明我们是战死的，不是俘虏。” 劝降无果后，越军发起了最猛烈的一波强攻，部分敌人甚至冲到木房边缘。 最后的肉搏中，连三名伤员也加入了短兵相接的拼杀，硬生生用刺刀、枪托和工兵铲击退了冲进来的敌人。 但此刻战士们体能耗尽，连握枪的手臂都在颤抖，他知道时机已到，天色完全转黑，观察到左后山麓方向没有明显的火光和枪声。 于是，他下令将剩余的所有手榴弹全部投向正面与右侧制造混乱，七人一同向敌人部署薄弱的左后方发起了绝地冲锋。 凭借暗夜的掩护和投弹制造的短暂混乱，小队奇迹般地冲出了洼地包围圈，向后山密林奔去。 但在翻越崎岖陡峭的山岭时，零星的遭遇枪声和复杂地形最终导致七人再次被迫分散…… 经历了两天的独自转移与饥饿煎熬后，他在红薯地遭遇了四名越军士兵击毙敌人后，他在附近找到一处隐蔽山洞藏身。 三天后，熟悉的己方炮火声由远及近，他循着炮声的方向最终找到了41军前进阵地。 令他倍感欣慰的是，原先并肩作战的六位战友同样安全穿越火线归建。 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一九七九年中国边防部队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