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部队在云南原始森林深处，发现一群衣不蔽体、蓬头垢面的男男女女。经过调查发现他们人数众多，而且生活的环境十分落后，常年生活在幽暗的森林中，身上的衣服都快要衣不蔽体，日常大多依靠野果打猎生活，犹如一群原始人在森林中生活。 他们就是后来被称为苦聪人的族群。据考证，苦聪人的祖先与古代的羌人有着渊源，为了躲避历代战乱和残酷的阶级压迫，他们一代代向着人迹罕至的哀牢山深处退守。 在这里，外界的朝代更迭、社会变迁，对他们而言都恍若隔世。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与自然共存，狩猎、采集，住的是树枝和芭蕉叶搭建的简陋棚屋，穿的是兽皮和敲打过的树皮，生活器具也多是石头和木头。 长期的隔绝，让他们对外界充满了深深的戒备和恐惧，尤其是反动统治时期，他们被污蔑为“野人”，时常遭到搜捕和杀戮，这使得他们一见到陌生人便会像受惊的野兽般迅速消失在密林中，其速度之快，寻常人根本追不上。 解放初期，云南省便着手组建民族工作队，深入边疆，旨在宣传的政策，帮助各族群众发展生产。解放军驻云南的部队也积极响应，组建队伍进入边境一线。 最初，工作队想直接找到苦聪人是非常困难的。战士们在密林里钻了好几天，往往只能发现一些他们生活过的痕迹，比如歪七扭八的脚印、挂在树杈上的藤筐，或是石头缝里磨尖的石片，却难觅其踪影。就算偶然撞见，对方也会在一瞬间隐入林莽，不留一丝痕迹。 转机出现在工作队改变策略之后。他们意识到，直接的寻找效果不佳，必须先取得周边其他少数民族，如哈尼族、瑶族群众的信任和帮助。 战士们进入这些村寨，与当地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耐心宣传民族平等团结政策。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位名叫邓三妹的瑶族姑娘，因为她的姐姐嫁给了一个苦聪人，成为了关键的联系人。 起初，邓三妹也心存疑虑，不敢轻易透露信息。但随着与工作队员的深入接触，她逐渐被解放军的真诚所打动，最终同意带领他们去寻找苦聪人。 在邓三妹的引领下，工作队员们带着盐巴、针线等生活必需品，再次向原始森林进发。终于，他们见到了苦聪人，一个名叫白大热的苦聪汉子，是邓三妹的姐夫。 通过邓三妹的翻译和耐心解释，白大热渐渐放下了戒心。当晚，工作队员就住在了白大热那简陋的草棚里，向他讲述山外的巨大变化，讲解我党的政策，政府是真正为穷苦人做主的。 第二天，许多苦聪人怀着疑虑、惊讶和好奇，聚集在白大热的草棚外。他们的衣衫褴褛，身上布满了被蚊虫叮咬和树枝刮伤的疤痕，孩子们更是瘦弱不堪。 并非所有人都立刻相信这些“山外来客”。一个名叫阿发罢的猎手，起初对工作队员充满敌意。 他曾亲身经历过下山交换物资时被国民党军队追杀、抢掠的惨痛遭遇，家园被烧，亲人被杀，这些记忆让他无法轻易相信任何人。 工作队员们没有气馁，他们在山上住了下来，白天帮助苦聪人干活，晚上围着篝火和他们谈心，用实际行动一点点消融他们内心的坚冰。 阿发罢也逐渐被打动，他开始相信，这次来的人和以前的不一样。随着信任的建立，越来越多的苦聪人愿意与工作队交流。 1957年春，金平县正式组建了“苦聪民族访问团”，在多方共同努力下，终于动员了首批35户苦聪人走出深山，在择定的适宜居住的小山梁上定居下来，并取名为“苦聪新安寨”。 出山那天，当地各族人民热情欢迎他们的到来。工作人员给他们送来了崭新的衣服、暖和的毯子，还有锅碗瓢盆、口粮、种子和生产工具，帮助他们搭建新房。 工作人员手把手地教苦聪人耕种，引导他们学习新的生活技能。卫生所的医生也定期上山，为他们诊治疾病，改善了他们过去缺医少药的状况。 为了让苦聪孩子接受教育，政府开办了学校。一开始，家长们认为读书不如上山摘果子打猎来得实在。 后来，工作人员在学校旁开辟试验田，教他们种植玉米、土豆，当看到收成远比野果丰厚时，家长们才逐渐改变观念，把孩子送进学堂。 如今，苦聪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早已告别了深山老林里的原始生活，住进了政府帮助修建的砖瓦房或吊脚楼，用上了电灯，看上了电视，年轻一代甚至熟练地使用智能手机上网。 在国家的扶持下，他们发展起茶叶、橡胶、草果等特色种植业，一些传统手工艺品如藤编也成了旅游商品。 许多苦聪青年走出大山，到城市求学、务工，有的还考上了大学，学成归来后建设家乡。 1985年，根据民族意愿和科学考证，苦聪人被正式确认为拉祜族的一个支系，拥有了自己明确的民族归属。 尽管生活方式现代化了，但许多苦聪人依然珍视着祖辈流传下来的文化传统，独特的语言、歌舞和草药知识。 在一些村寨，还保留着祭祀山神的习俗，老人们会向年轻人传授传统技艺。 信息来源：2025年第1期.金色时光.《解放军从深山“请出”苦聪人》 解放军报《星火燎原｜在解放军的帮助下，苦聪人走出深山开始了崭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