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为什么要派人宣讲《大义觉迷录》？是心虚吗？ 在雍正为帝的十三年时间里，祥瑞之兆非常多，其实不过是一种心灵上的安慰而已。这位以勤政著称的帝王，表面上被 “凤凰来仪”“嘉禾遍野” 的吉兆环绕，实则内心始终被一个阴影笼罩 —— 继位合法性的质疑。 雍正的皇位来得并不平顺。康熙晚年 “九子夺嫡” 的激烈斗争中，雍正最终胜出，但关于他篡改遗诏、弑父逼母的传言从未停歇。尤其是民间文人吕留良提出的 “华夷之辨”，将满族统治视为 “夷狄窃据中原”，这种思想在湖南儒生曾静身上发酵，最终演变成一场震动朝野的政治危机。 曾静不仅写下 “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 的激烈言论，还派弟子张熙策反川陕总督岳钟琪，试图煽动反清。此案被雍正视为对统治根基的直接挑战。但他的应对方式却出人意料：没有秘密处决，反而将曾静押解进京，亲自与其辩论，并将整个过程整理成《大义觉迷录》，派曾静到各地宣讲。 这一举措背后藏着复杂的政治算计。雍正深知，单纯的镇压无法根除谣言，反而可能让质疑声转入地下。他选择公开辩论，逐条驳斥 “十大罪状”，甚至不惜披露皇室秘闻，目的是用 “透明化” 瓦解阴谋论。 例如针对 “篡改遗诏” 的指控，他强调清宫遗诏同时使用满汉双语，汉文修改无法改变满文内容，从技术层面堵住了谣言的漏洞。 但更深层的动机，在于重构统治合法性。《大义觉迷录》用大量篇幅论证 “有德者居天下”，淡化民族身份，强调清朝统治符合儒家正统。雍正引用韩愈 “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 的观点，试图将满族政权纳入中华文明的正统叙事。这种思想突破在当时显得超前，甚至被部分文人视为离经叛道。 然而，这场政治秀最终适得其反。《大义觉迷录》将原本局限于士大夫阶层的争议，扩散到普通百姓中。乾隆继位后立即禁毁此书，正是因为意识到过度曝光反而强化了质疑。 更讽刺的是，雍正大力宣扬的祥瑞，如房山 “凤凰现身”、景陵 “瑞芝生长”，在当时就被部分官员私下视为荒诞。这些刻意营造的 “天意”，反而暴露了统治者内心的焦虑。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雍正的 “心虚” 之举，客观上推动了思想的碰撞。《大义觉迷录》中关于民族平等的论述，在清末民初被革命党人重新发掘，成为批判封建专制的武器。这或许是雍正未曾料到的结局 —— 他试图巩固统治的工具，最终成了瓦解旧秩序的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