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廖仲恺遇刺，遗容旁边妻子何香凝，儿子廖承志等，悲情难过，留影！ 廖仲恺一八七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出生在旧金山唐人街，母亲勤俭持家，父亲经商有道。 早年旅美的侨民身份让他见识到工业文明的力量，也令他体会到游子漂泊的辛酸。十六岁那年，父亲骤然病逝，家中顿失依靠，母子只得踏上海船回到广州。 洋行冷清、码头喧嚣，一重天一地下的落差刻进青年心底，民族命运与个人前途从此紧紧相连。 回到岭南后，他在叔父的资助下进入香港皇仁书院。 那所书院授课采用英文教材，又保留儒家经典，西学东渐的气息在课堂流动。 甲午海战失败的消息很快传遍校园，学生们聚在礼堂讨论国事，愤懑与羞耻交织。 坐在长凳上埋头做笔记的少年抬起头时，眼神里多了几分笃定。课余，他常与同窗翻阅《泰晤士报》和《申报》，试图找出中国落后的症结。 有次夜深，校园钟声沉沉敲响，他在笔记本末尾写下八个字：救国之路，当自求索。 一八九七年，经长辈撮合，他与香港商人何戴之女何香凝在广州成婚。 两人不是陈旧礼法下的应声附和，相似的志趣让他们对话无须客套。 她擅画，又喜读新学书报，对时局同样敏感。婚后，两人常在昏黄油灯下交流时政、译介西洋思潮，小楼里书页翻动的声响一点点织出未来的方向。 二十六岁那年，两人东渡日本求学。 东京街头电车穿行，横滨港口汽笛阵阵，现代化的节奏扑面而来。 廖仲恺进入弘文学院速成科，随后旁听早稻田大学经济课程，研究公共财政与国民经济。 一次留学生聚会，他与孙中山相遇，孙中山阐释反清图强的计划，话语铿锵，满座皆动。 廖仲恺与何香凝当即表态愿尽微力。 不久，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夫妇二人成为创始会员之一。 他负责筹款簿记与外务联络，何香凝主持印制传单与掩护交通。 两人住所位于本乡区一条僻巷，竹帘低垂，门扉不起眼，却日夜灯火通明，往来者包括黄兴、蔡元培、汪精卫等人。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爆发，南方风云变幻。 同盟会成员奔走各省，岭南首先举义。 廖仲恺回到广州，被推举为广东都督府总参议，专司财政与军饷。 当时库银短缺，部队饷械难继，他主张地税换契法，整顿厘金，短短数月便平衡收支。街头巷尾对这位年轻财政长官议论颇多，称其“算盘声里听得见枪炮声”。 清廷覆亡，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但袁世凯借北洋兵权窃取胜果。 国民革命一度陷入低潮，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失利，革命党人成批被捕，部分流亡日本。 廖仲恺携妻折返东京，投入持续反袁的秘密筹划。 三年来，他们在神户、上海、香港之间频繁穿梭，搜集情报、募集枪械。 协助各地起义虽屡遭挫折，但他对政局研判愈加冷静。 袁世凯死讯传到横滨的那个清晨，海面雾气翻涌，他只淡淡说一句：“迷雾散处，方向更明”。 一九二二年，孙中山与李大钊、越飞的会谈明确了联俄联共方向，廖仲恺被派两度赴日与越飞代表接洽。 他熟悉日俄金融圈，与苏俄工作人员交流时引用《财政学原理》讨论关税与补贴，赢得对方尊重。 当时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大多数会员对引入苏俄援助顾虑重重，是他将经济合作、政治合作与工农动员逻辑阐述得条分缕析，化解不少疑虑。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他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兼工人部与农民部部长，又受命筹建黄埔军校。 从校舍翻修到教材编印，从学员伙食到枪械预算，每道细节都亲自过问。 军校第一期开学典礼那天，珠江晨雾尚未散尽，数百名青年排成方阵，他站在讲坛侧后静静注视。 国民革命运动随即在全国升温，廖仲恺公开支持工人罢工、农民协会，赞助成立各地农讲所。 他在中央会议上沉稳回应：“国民革命若拒绝人民，终将枯竭”。言辞简练，却句句有据。 报章多次刊文抨击，他不做辩解，只在案头摆上一摞调查报告，用数据说明工农运动对经济与士气的推动。 会间休息，他常与周恩来、毛泽东等人交换意见，探讨农村调查和组织策略，信件往来字迹紧凑，充满实践关怀。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病逝，广州万人肃立送别。 国民党失去精神领袖，左右分野迅速加深。会场、报馆、茶楼暗潮汹涌，每条消息都可能引发对立。廖仲恺依旧维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方针，主持通过一系列保障工农权利的决议，并着手整顿党务，压缩腐败开支。 觊觎权势的右派视其为障碍，秘密筹划除之。 八月二十日上午，廖仲恺乘车抵达中央党部准备主持执委会议，下车刚踏上石阶，枪声突兀响起。 随员寻声扑去，仅见暗巷人影闪退。 廖仲恺胸腹中弹，鲜血浸透上衣，扶住立柱缓缓坐地，神情寂静。 医院急救无效，于当晚逝世，终年四十八岁。 噩耗传出，广州街头商号闭门，工人自发停工，黄埔军校降半旗致哀。 何香凝与长子廖承志守灵，悲痛克制。棺柩停放中央党部大厅，挽联从檐下一直垂到地面。周恩来、李大钊等人撰文悼念，称其“一生苦斗，革命为党，牺牲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