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出资1000大洋邀请爱因斯坦来华，然而，爱因斯坦却对酬金不满，他希望北大将1000大洋提高到1000美元，对于这一要求，蔡元培犹豫了。 蔡元培的犹豫，绝非小气。要知道，当时的北大正深陷经费困境，教师们的工资都常常拖欠，更何况这笔折合近四千大洋的巨款。 为了能让这位科学巨匠踏上中国的土地，给年轻学子们带来思想的启迪，蔡元培已是想尽办法，甚至可以说是掏空家底了。 他最终还是应下了爱因斯坦的要求。然而，这封包含着沉甸甸承诺的回信，爱因斯坦却足足等了两个月，而下一封确认细节的信函，又在路上漂泊了两个月。 这桩邀请的缘起，可以追溯到更早。1920年，身在德国的中国学者袁观澜得知爱因斯坦因德国国内反相对论的混乱氛围，有离开德国的意向，便立刻向蔡元培发了电报。 这位致力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家蔡元培，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当即回电表示热烈欢迎。 1921年，蔡元培赴欧美考察，特地在柏林拜访了爱因斯坦，当面发出了邀请。那时的爱因斯坦，因已接受美国方面的邀请，只能婉拒，但承诺“期以他日”。 1922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在日本的演讲中大力推荐了爱因斯坦，称其为与列宁并列的“现代最伟大的人物”。 日本方面闻风而动，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迅速出击，开出了每月5000美元的天价，并预付一半酬金以示诚意，成功邀请爱因斯坦赴日讲学。 爱因斯坦在接受日本邀请后，考虑到中国的邀请在先，且路途相近，便计划在访日期间，抽出两周时间访问北京。 就在一切看似水到渠成之际，波折接踵而至。 先是年轻的北大教授朱家骅，致信爱因斯坦，希望他能先到中国再赴日本，并未获得爱因斯坦的积极回应。 1922年11月13日，爱因斯坦夫妇乘坐日本邮轮“北野丸”号抵达上海，这仅仅是他赴日途中的一次短暂经停。 据爱因斯坦的旅行日记及负责接待的日本改造社职员稻垣守克的记录，到码头迎接的主要是日方人员、德国领事蒂尔、斐斯特医生夫妇以及少数中外记者。 由于行程被压缩，原计划在上海停留两天的活动被浓缩在一天之内。爱因斯坦在“一品香”午餐后，坚持要去看看“中国人真正居住的地方”，于是参观了老城厢。 他还去了“小世界”游乐场，看了会儿新剧，对中国传统乐器和市井生活流露出兴趣。 傍晚，他在斐斯特医生家会见了犹太代表团，随后出席了著名书画家、实业家王一亭在私宅“梓园”举办的晚宴，并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14日上午，在原定下午3点启程赴日前，爱因斯坦还参观了龙华寺及周边村庄，对中式建筑和乡村风貌颇为赞赏。 他的日记中，对中国人的观察细致入微，既有对底层民众勤劳坚韧、生活困苦的同情，展现了一个西方科学家在文化冲击下的真实感受。 然而，当爱因斯坦在日本翘首等待中国方面的进一步安排时，误解却在悄然滋生。蔡元培方面因筹款、协调各方等原因，函件往来迟缓。 爱因斯坦在等待五个星期未果后，误以为我们无意履约，便将原定给我们的两周时间也安排给了日本的讲学。 当蔡元培的信函终于送达，解释了误会并重申邀请时，爱因斯坦已无法更改行程，只能在12月22日的回信中表达了深深的歉意与遗憾。 1922年12月31日，爱因斯坦结束日本讲学后再次途经上海，准备返回欧洲。这次停留时间稍长，主要由上海的犹太社团负责接待。他下榻在犹太富商盖顿家中，而非传闻中的礼查饭店。 1923年1月1日下午，他在工部局礼堂参加了由青年希伯来协会和“探索社”举办的相对论讨论会。会上，中国学者张乃燕就英国物理学家洛奇的“心灵研究”提问，爱因斯坦以一句法语“ce n'est pas sérieux”（这不严肃）作答。 最终，爱因斯坦的北京之行未能成行，原因错综复杂：酬金的波折、缓慢的跨国通讯、中国当时政局的动荡、北大自身的讲义费风潮”、缺乏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合约、以及爱因斯坦本人对德语讲学环境的坚持和对德国官方试图将其访问政治化的反感等等，都构成了阻碍。 尽管如此，爱因斯坦与中国的缘分并未就此终结。他对中国的关注持续了一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与杜威、罗素等学者联名发表宣言，呼吁抵制日货，援助中国，并曾致电蒋，请求释放被捕的“救国会七君子”。 这场世纪之约的“错过”，无疑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憾事。但围绕着这次未竟的访问，中国知识界对相对论的热情空前高涨，各种介绍文章、专号层出不穷，极大地推动了现代科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这或许是这场遗憾之外，一份意想不到的收获吧。 信息来源：中国青年报《纪念相对论诞生100周年 爱因斯坦访华的一段历史公案》《1917-1947：跨越30年，爱因斯坦的中国因缘》 澎湃新闻《一望百年｜纠正与纠偏：爱因斯坦上海行史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