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复旦教授朱东润被批斗，68岁妻子不堪折磨悬梁自尽。朱东润抱着妻子悲痛欲绝，突然，一张纸条掉在地上，上面写着：钱在口袋里。 朱东润，1896年12月4日生于江苏泰兴，原名朱世溱，字东润，后来干脆用字代替了名字。他从小就聪明得不行，11岁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拿了个作文比赛第一，校长唐文治看他有才，直接掏钱资助他读中学。可惜好景不长，1910年家里穷得叮当响，资助也没了，他只能辍学。辛亥革命时，他哥哥因为参加反清起义被杀，这件事在他心里埋下了种子，让他特别爱国，也特别执着于追求真理。1914年，他考上留英俭学会，去了伦敦西南学院留学。为了吃饭，他一边上课一边翻译西方小说，硬是靠自己撑了下来。1916年初，他听说袁世凯要复辟，气得不行，果断回国，宁可不读书也要表明态度。 回国后，朱东润开始了长达70多年的教书生涯。1917年，他在广西省立第二中学教书，1919年去了南通师范学校。1929年，他到武汉大学教书，闻一多让他开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课，这成了他后来的拿手好戏。他在武大一路升到教授，写了《诗话选读》和《文学批评史大纲》，这两本书直接给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打下了基础。后来，他又在中大、江南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教过书。抗战时，他没闲着，绕道东南亚跑到大西南，继续教书育人。1952年，他调到复旦大学，1957年当上中文系主任，弄了个五年制教学计划，课程涵盖历史、语言、文学理论啥的，想把学生培养成全才。他还提出过《诗经》“国风”不是民歌、《离骚》不是屈原写的这种观点，虽然争议不小，但也看出他治学特别有自己的想法。 朱东润不光研究文学批评，还开了传记文学的先河，写了《张居正大传》《王守仁传》《陆游传》《梅尧臣传》，每本都研究得特别深，写得特别细。他还搞了《史记考索》《杜甫叙论》，一辈子写了上千万字的书。他这人特别轴，认准的事就坚持到底，哪怕生活再难，学术上也从没妥协过。一直到1988年2月10日，他92岁在上海去世，他的学术成果和教育理念，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的文学研究。 1966年，社会动荡开始，知识分子成了靶子。朱东润因为是复旦中文系主任，又有点倔脾气，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批斗会一场接一场，他经常被拉去站台，脖子上挂着牌子，手被绳子绑着，瘦得像根竹竿，头发全白了，站都站不稳，可他就是不吭声，也不认那些乱七八糟的罪名。批斗的人看他不服软，折腾得更厉害，但他硬是挺着，没低过头。 邹莲舫是朱东润的妻子，1900年生的，没上过学，但靠自己学会了认字写字。她跟朱东润结婚49年，生了七个孩子，家里全靠她操持，把丈夫撑起来搞学术。1968年，看到朱东润天天被批斗，她急得不行，想帮帮他。她晚上点着昏黄的灯，坐在破木桌前，用毛笔在粗纸上写下朱东润的学术贡献和为人，想让大家知道他不是坏人。她抖着手把这张大字报贴到复旦大学的墙上，希望能给他减轻点压力。 可这招没用，反而惹了祸。邹莲舫被抓去批斗，说她“包庇反动分子”。68岁的她，身体本来就不好，精神也扛不住，站在台上被骂得站都站不稳，手攥着衣角，眼泪憋着不敢掉。批斗没完没了，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心也垮了。最终，她受不了这种折磨，在家里用绳子把自己吊死，结束了生命。朱东润回家发现她没了，抱着她的遗体哭得喘不上气。就在这时候，一张纸条从她衣服里掉出来，上面写着“钱在口袋里”。这几个字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却全是她对丈夫最后的牵挂，怕他以后没钱吃饭。朱东润捡起纸条，手抖得厉害，眼泪止不住，心里除了悲痛还有深深的自责。 邹莲舫走后，朱东润像丢了魂，家里也没了往日的温馨。他把那张“钱在口袋里”的纸条压在书桌玻璃板下，每天看着，想着她的好，也想着自己的无能为力。孩子们尽量照顾他，可谁也代替不了邹莲舫。他没放弃教书，尽管批斗还没停，他一头扎进书堆里，用学术麻痹自己。他的课还是那么受欢迎，学生们都佩服他这份韧劲。 到了1970年代末，社会风气慢慢变好，朱东润的学术价值又被人看到。他继续在复旦教书，带学生，分享自己几十年的学问。1981年，他85岁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请他当博士生导师，他带出了一堆研究文学的人才。他的课讲得深入浅出，学生们都说他脑子清楚得像年轻人。他还出了《文学论集》，里面是他对文学的独到看法，成了学界的重要参考书。他还加入了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忙着抢救老书，又当了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国际笔会上海中心理事，帮着推动中外文学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