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3月，开国少将孔俊彪回到宁化。在县招待所，孔俊彪对时任县武装部政委的周积源说道：“我这次回宁化只住两天，我有位战友叫卢林根，和我同是城关角头街人。长征到达遵义时，卢林根身负重伤，弥留之际嘱托我，让我转告他家人，他是什么时候战死，死在什么地点。请帮我查一查卢林根家有没有后人，我要见他们。” 想当年，孔俊彪和卢林根两人一同加入了当地的工人工会组织，后来又成了少共先锋青工队的活跃分子。 1933年，席卷中央苏区的“扩红”浪潮也涌动在宁化这片红土地上，孔俊彪和卢林根并肩走进了“工人师”的行列。 这支队伍后来几经改编，先是中央警卫师，1934年2月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三师，同年9月编入红八军团。 在部队里，他俩都负责宣传工作，既是老乡，又是革命征途上的亲密战友。 然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像一块巨石压向年轻的苏维埃政权，主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1934年10月，孔俊彪和卢林根跟随红八军团，踏上了前途未卜的万里征途。 就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的一次惨烈战斗中，卢林根的腿被敌机炸伤，身上也多处挂彩。可他愣是咬着牙，拖着伤腿继续行军、战斗，还参加了之后悲壮至极的湘江战役。 到了1934年12月，由于部队减员实在太过严重，在黎平会议上，政治局决定取消红八军团的建制和番号，将其余人员并入红五军团。 卢林根拖着日益恶化的伤口，坚持走到了贵州遵义境内的马头山。在那里，他高烧不退，伤口化脓，他知道自己恐怕是撑不下去了，无法再跟随部队前进了。 于是，他拉着一路相互扶持的孔俊彪，用尽力气，说出了那个沉甸甸的嘱托。 孔俊彪含泪应下，军情紧急，部队刻不容缓地要继续前进，他只能将卢林根托付给后续部队和当地老乡，忍痛作别。这一别，竟是五十个春秋。 五十年来，孔俊彪将军南征北战，功勋卓著，但卢林根那张年轻而苍白的脸，那句临终的托付，始终是他心头的一块巨石。 周积源政委听了将军的嘱托，立刻组织人手四处打听。 宁化城关角头街早已物是人非，查访起来颇费周折。可半天之后，消息传回来了，却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结果，卢林根，还活着！就住在离县城十五里外的城郊乡连屋村新田排小组。 孔俊彪将军听到这个消息，第一反应是难以置信：“不可能！是不是同名同姓？或者地址搞错了？” 他带着满腹的疑问和一丝微弱的期盼，立刻驱车前往。 当车子停在连屋村一栋略显破败的土坯房前，一个头发灰白、身形有些佝偻的老人，穿着浆洗得发白的旧布衣，已在门口局促地等待。 孔俊彪将军走下车，与老人四目相对。那一刹那，时间仿佛凝固了。岁月在两人脸上都刻下了深深的沟壑，但那眉宇间的神采，那深植于记忆中的轮廓，是无论如何也磨灭不掉的。 孔俊彪上下打量着对方，嘴唇微微颤抖。老人浑浊的眼中也闪烁着激动和不敢置信的光芒。 “林根……是你吗？你还……活着？”孔俊彪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 老人身体一震，热泪瞬间涌出，他哽咽着：“俊彪……孔将军……您，您命大福大，衣锦还乡了！” 孔俊彪快步上前，一把抓住老人的手，激动地连连说道：“你才是命大福大！还活着，太好了，太好了！” 原来，当年在马头山，卢林根并未牺牲。他重伤昏迷后，被当地善良的老乡发现，偷偷抬到山里一个隐蔽的草寮子里。 老乡们用土法子，拿茶叶水给他清洗化脓的伤口，一口稀粥、一块番薯地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期间，为了躲避“白狗子”的搜山，老乡们还冒着生命危险多次转移他。 伤情稍有好转，卢林根便四处打探红军队伍的消息，一心想归队，可兵荒马乱，哪里还能找得到大部队的踪影？ 无奈之下，他只好凭着记忆中红军走过的路，一路乞讨，替人挑担、做短工，中途还染上了疟疾，瘦得皮包骨头。就这样，跋山涉水两年多，他才九死一生地回到了宁化老家。 回到家乡后，卢林根深知时局险恶，从未向任何人提及自己当过红军的经历。新中国成立后，当年的苦难渐渐远去，但他依然选择了沉默。 他总觉得，那么多战友连名字都没能留下，就牺牲在了长征路上，自己能侥幸活下来，已经是天大的福分，哪还好意思再给组织添麻烦，去要什么名分，争什么功劳。 于是，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便在他心底尘封了近半个世纪，他以一个普通农民的身份，默默地耕耘在这片土地上。 孔俊彪将军感慨万千，他紧紧握着卢林根的手，转头对周积源等县领导郑重地说：“我孔俊彪证明，卢林根是老红军，是我的战友！ 他在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的无数次战斗中，冲锋在前，轻伤不下火线。他是有功之臣，应该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和照顾！” 孔俊彪将军离开宁化后，宁化县委很快落实了相关政策，让卢林根享受到了失散红军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