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囫囵吞枣地看完《万历十五年》,有些问题才恍然大悟。 一开始我并不理解作者为什么要

囫囵吞枣地看完《万历十五年》,有些问题才恍然大悟。 一开始我并不理解作者为什么要这样行文,几乎是一章节一个人物,这是什么人物列传么? 看到最后一章【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的最后一部分,才惊觉,作者是想写万历年间,不同阶层、不同岗位的官员用自己的方式想要为大明续命。 这也说明,大明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思想,都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接着轮子转到申时行这儿。同样是首辅,他可就圆融多了,像个娴熟的和事佬,整天在皇帝、言官、大臣之间腾挪闪躲。他觉得张居正那套太猛,激化了矛盾,他信奉的是“和稀泥”哲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指望靠道德感化和稀松的规则维持表面的安稳。结果啥样?稀泥糊不上墙呗。遇到万历皇帝罢工(摆烂的祖宗)、碰到原则性问题、面对汹汹物议,这锅汤汤水水啥也解决不了,越搅合越浑浊。安稳假象的背后,脓包越鼓越大。 目光再投向海青天——海瑞。这位爷简直是大明官场上一个无比锋利的异类符号。他的救赎之道极致纯粹:近乎苛刻地复制明太祖朱元璋当年的道德法条和行政模式,一切向洪武爷看齐。他刚直不阿,像一柄寒光闪闪的钢刀,斩向官场的污秽。这刀锋利吗?确实锋利,砍下几颗头颅也溅起了些微水花。有用吗?杯水车薪。大环境已然天翻地覆,试图用前朝的锄头铲本朝的荒草,无异刻舟求剑。他的纯粹成了孤独的悲鸣,照亮不了整个王朝的巨大暗室。道德律令喊得震天响,却填不饱千千万万饿肚皮。 到了战场前线,有个实干家戚继光。他是技术官僚的代表,知道刀是真砍在身上的,玩不得虚的。他对付倭寇的阵法训练、武器改进,那是实打实能保命的玩意。这么个明白人,却也活得格外清醒且憋屈:他知道他的成功完全仰仗张居正的绝对信任,张居正一倒,他的墙头立马风雨飘摇;他的“戚家军”再能打,也绕不过根子上朝廷那点少得可怜又漏洞百出的银根儿。技术层面的修补,在僵化的体制和孱弱的财政面前,能施展的空间也就那么巴掌大了。再好的技术方案,也被一层层陈腐的规矩和匮乏的资源裹成了木乃伊。 思想战场上还有个斗士李贽。他不讲具体事务,讲的是人心、道义、思想的解放。他觉得问题在根子上,是大家都被那些虚伪僵化的教条(尤其是程朱理学)忽悠瘸了,所以他犀利地批判,甚至惊世骇俗地挑战传统纲常。他的思想如闪电般惊动了沉寂的思想界。然而,这道光能劈开笼罩帝国的乌云吗?太难了。他的“异端邪说”不仅挑战了当权者的权威,连许多苦苦维持现状的普通士大夫都感到恐慌和不适。他被逮入狱,著作被禁毁,思想突围在庞大的正统意识形态包围圈里,也只能是昙花一现的火星。思想求变的光芒,被牢牢压在帝国的厚石板下,透不过气。 这么一圈看下来,《万历十五年》描绘的画卷太清晰了:大明这台庞大的机器,所有重要零部件都在生锈、变形甚至断裂。从顶层设计到基层执行,从行政效率到经济活力,从军事实力到思想空间,每一个试图维修它的人,无论是猛药、温补、古方、新技、还是猛醒剂,统统失效。为啥? 黄仁宇看得透透的:核心问题出在根子上——整个帝国运行的底层逻辑崩塌了。整个管理系统像一个被道德说教绑架的植物人,它无法真正用清晰、可量化的、可管理的现代方式去组织社会资源。财政管理稀里糊涂,国家动员能力低下得可笑;法律条文要么被道德绑架显得严酷不仁,要么成了废纸一张;精英阶层在圣贤书的僵化教条和现实的巨大落差中精神分裂。说到底,大明缺了一套能适应时代变迁、能有效配置资源、能保证信息上传下达清晰透明的新系统。所有的努力,无论是刚是柔,是古是新,都被这张无形却坚韧的旧网死死缠住、耗尽力气。就像试图用精美的诗词去解高等数学题,再华丽的辞藻也撬不动根本的错误答案。 或许黄仁宇提出的“数目字管理”的缺乏,正是那个时代的致命伤。道德至上主义,最终成了捆死庞然巨物的那根华丽的绳索。他们治得了表象,却撼不动沉疴。 #大明历史解说# #明朝衰败# #明朝兴亡# #万历皇帝# #明朝故事# #大明简史# #明朝史学# #万历十五年#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