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底深夜，西山住所的电话铃声惊扰了叶剑英的休息：“收拾，换地方。”

那是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全国笼罩在悲痛之中。叶剑英却丝毫不敢松懈。 他敏锐地察觉到局势的动荡不安。头七尚未过，他就已开始有条不紊地整理文件，准备随时转移。

面对旁人的疑惑，他只是平静地说：“打仗时，我也没这样放松警惕。” 接下来的日子，搬迁成了他的日常。从玉泉山到中南海的临时住所，还没等秘书沏好的茶水凉透，新的转移命令就到了。三十多天里，他辗转十余处，从郊外别墅到老军区大院，甚至在机关大楼后面的简陋小屋里凑合一夜。

流言四起，有人监视他的行踪，这并非空穴来风。警卫人员确实发现有陌生人在看似废弃的西郊建筑物附近徘徊，多次跟踪叶剑英的车队，却又悄然离去。于是，他开始采取反侦察措施：变换路线，频繁更换车辆，即使是回住所这么短的距离，也要绕行数次。一次雨夜，他宁愿走泥泞的山路，也不走寻常的道路，因为他明白，“路太直，容易被堵”。

这并非胆怯，而是对形势的清醒认识。9月中旬，他在一位老友家附近的小茶馆秘密会晤了几位老同志。 气氛凝重，他们默默地吃着简单的饭菜，叶剑英直言不讳：“形势动荡，我必须活着才有用。” 他并非害怕，而是在未雨绸缪，积极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

他的搬家方式也颇为谨慎，从不兴师动众，总是亲力亲为，只带两三个箱子，里面装着生活必需品、几件换洗衣物和一些重要的文件。 有一次，他临时住在香山附近简陋的招待所，没有暖气，没有被褥，就用汽车上的军毯将就一夜。第二天，秘书找他要前一天写好的计划，他指了指烟灰缸：“烧了。”

他的秘书回忆说，那段时间叶剑英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夜里总是要警卫员注意周围动静。屋里挂着地图，地上放着一个大木箱，箱盖上贴满了便签，上面写着西郊、玉泉、三〇一、怀仁堂……这些并非地点，而是行动方案的关键节点。 电话昼夜不停地响，每个来电的时间和人，都必须详细记录。他不写日记，但每天晚上都会把当天讨论的要点记在纸条上，然后烧掉。

最紧急的一次搬家发生在10月4日傍晚。一辆军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一处老巷口，警卫员换上便装，带出一位戴着草帽的老人——叶剑英。 他只带了一支笔和一个牛皮纸信封。 秘书问他去哪里，他只回答：“怀仁堂。” 到达怀仁堂后，他在侧楼等候了两个小时，才由华国锋亲自迎接。接下来的两天，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

直到10月6日清晨，军委几位要员突然现身中央机关，宣布“行动开始”。 那天晚上，北京城平静如常，只有少数人知道，这背后凝聚了多少心血和智慧。

一个月的不停搬迁，是为了他能稳坐怀仁堂的指挥席。 事后，记者问他的秘书为什么如此频繁搬家，秘书笑着回答：“他说过，狡兔有三窟，但这次，是一百窟。”

之后，叶剑英再也没有搬过家，他平静地住在玉泉山的那套老房子里，一住就是十年。 秘书打趣道：“您这下放心了吧？” 叶剑英点点头：“嗯，该搬的都搬过了。” 这段经历，如今看来像是传奇故事，但在当时，却是实实在在的生死较量。他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和坚定的信念，默默地推动着历史的进程。搬家，成了他的安全屏障，也成了那个时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