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诗人海子可以不死的。他去世前，曾打定主意辞掉大学教职，去海南办报纸。但回老家一说起，老爹就勃然大怒拍桌子：铁饭碗怎么能丢？不仅不同意，还把海子狠狠痛骂了一通，大意是“我好不容易培养你，当了名校大学老师，你怎可以毁掉自己？”在他看来，不当教师，下海办报，那就是脱离体制内大好工作，摔了“铁饭碗”，形同流浪了，所以他说什么都不同意，还差点动手。 ??他无法理解海子的想法。1983年，海子北大毕业，分配到北京政法大学，领到的人生第一笔月工资是90元，足足汇了60元回家。彼时安徽偏僻乡下，贫穷尚未松动，一斤猪肉才7分3毛钱，60元近乎“天文数字”，汇款单到达村里时，据说海子所在的查湾村还很轰动。大儿子无比体面的工作，以及那份稳定的高收入，无疑是海子老父亲最大的荣耀。而海子恰恰是个孝子。所以当时25岁的他，身为北大高材生+名校哲学教师，听到一生在巴掌大村庄务农兼做裁缝的老父亲反应这么剧烈，很是害怕，“双腿直哆嗦，哭了起来，像了受伤的孩子”。 ??家里人不支持，他也只好熄灭退路，“忍着巨大的身心痛苦”，乖乖回京上班。按照研究者的说法，那时的海子，教书多年下来，已明确意识到自己不适合大学工作，在“昌平已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这一次“跳槽”实际相当于求救信号，可惜直接让父母以“为你好”的名义给pass了。所以好些人都感慨，假如当时海子可以如愿换个环境，大概率可以让身心健康起来，而不至于走上了绝路。正是在这次抗争失败数月后，他兀自出现在了铁轨上，悲剧再无法挽回了。走的那天下午，他甚至带了一包橘子去吃，最后遗体旁还剩下孤零零两个。（余徐刚《海子传》江苏文艺2004版，页208） ??都说海子“殉于诗”，可从现有材料看，他主要死于精神错乱，不必为之牵强附会。在1984前后，他已经迷恋上了“气功”，练功比写诗还热衷。他也开始信奉一些怪力乱神之说，甚至为了买此类一本书，宁愿花去150元，差不多一个月薪水。到了1985年，他的恋情也出现了挫折，女友来自城市书香门第，她的父母对海子的农村出身很是鄙夷，不仅阻止他们交往，还跑到学校闹事，双方的裂痕就此撕开。他开始蓬头垢面，开始不修边幅，开始离群索居，1986年夏天一到，他还真的跑远方“流浪”去了。而且，到了此时，全国上下都在忙着搞钱，乡下都逐渐富裕起来了，可海子的工资依然就那么点，明显落后成了穷人，这也让他精神上倍感焦虑。 ??那天秋天，他回到北京时，接到了大弟弟的信件，得知他高考落榜，海子回信安慰一番，劝他重读时，也极度愧疚地提到，“不知道你们有多少时间没有尝过荤味了”，“想想爸妈苦了一辈子”还“没有享受到该有的幸福”，“到头来还要为我们所累”，“我羞愧难当”。那时，他身上就剩下60元了，随信全部寄了回去。从现在一些材料可知，1986年秋冬时分，大概是海子精神上最痛苦的时段。那年11月18日的日记显示，那时的他，就“差一点”了解生命了。同一天的日记写到，那天是他“一生中最艰难、最凶险的关头”，“差一点被毁了”。很显然，他困在了绝境中，却无力改变。1988年9月，他母亲头回北上探望，他还得找朋友借钱招待吃喝玩。 ??那几年，他独居，写诗，抽烟，熬夜，不断出现幻觉，经常夜深人静时蹦来蹦去。某天凌晨，住他楼下的一位食堂工人实在受不了了，披衣跑去敲他房门，大声喊骂，惊醒了整个楼层，而海子缩在屋里一声不敢吭。他明显精神出现了严重问题，可身边人没有重视，以为“诗人性情”就是如此的，无非怪诞而已。有一回，他突然跑到昌平一家酒店，对着老板就说，“我给大家朗诵诗，你给我酒喝行吗？”吓得老板以为遇到了疯子。更为窝心的是，在生前，他最引为自豪的诗，也得不到同行的赏识，始终没有知音。一个著名的尴尬场景是：有一回，圈子人搞一个诗会，内向的海子难得毛遂自荐主动念自己的诗作，可他接连念了好几首得意之作，那些诗友们面无表情，没什么反应。那些人，甚至随时都会嘲笑他，诗会上屡屡“哄堂大笑”。他曾拿一位四川诗人当挚友，可那人转头就在刊物上发文奚落他，令他极为受伤和痛苦。据说，他拿到刊物，一改往日之温文，忍不住飙了一句国骂。??他是那年3月26日选择走的。走前，他陆续留下了5份遗书，看落款分别写于3.24和3.24夜5点两份，以及3.25的三份，受信有“爸爸妈妈弟弟”、至友骆一禾以及“校领导”。正是这几份遗书，我们能很清醒地判断，他精神出问题了。这些遗书，几乎没一句正常话，也几乎没什么后事交待，多是呓语。他说，他严重幻听，有两个“巫徒”在搞他，“折磨到了顶点”，所以自己一旦有什么意外，要父母和校领导一定要替他“报仇”。 ??遗书上千字里，算得上正常的大概只有两句话：一是请朋友骆一禾在其身后，为之整理诗稿；二是即将发放的《十月》稿费，他嘱咐留给好友“一平兄”，并且满怀愧疚地说，“欠他的钱永远不能还清了，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