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有人告诉戴笠，说李时雨是共产党，戴笠摇了摇头，说：“李时雨是我信任的人，他不可能是共产党，你们冤枉他了！” 1945年秋的重庆，军统局档案室里弥漫着潮湿的霉味。 当"李时雨可能是共党"的密报呈到戴笠案头时，这位令黑白两道闻风丧胆的谍王，对着泛黄的电报纸竟笑出了声。 他提笔在文件上划出刺目的红叉，这个被汪伪政府奉为座上宾，被军统视为情报之星的法学精英，怎么可能是共产党的暗桩？ 1939年的南京城飘着腥甜的槐花香，刚成立的汪伪政权正四处网罗人才。 从天津高等法院调来的青年检察官李时雨，带着北平法政大学镀金的履历，在立法院首次述职时就展现出惊人的法律造诣。 他能在三分钟内将杂乱议案整理成逻辑缜密的文书，更擅长用《六法全书》的条文为汉奸行径披上"法理外衣"。 这些本事让兼任立法院长的陈公博如获至宝，半年内将其擢升为机要秘书，甚至默许他参与围剿新四军的作战会议。 没人注意到，每当作战地图铺开时，李时雨的钢笔总在会议纪要上洇出深色墨团，那是他强压心跳的痕迹。 散会后，这些标着日军布防的纪要会变成密语，藏进妻子孙静云旗袍的盘扣夹层，经法租界糕点铺的暗格，最终出现在陈毅案头。 新四军因此三次跳出包围圈，气得日军司令官烟俊六摔碎了心爱的景德镇茶具。 1943年的上海滩霓虹如血，身兼汪伪上海保安司令部三大要职的李时雨，正从容周旋于各方势力。 他给76号特工总部送金条时，不忘给军统上海站捎去半真半假的情报。 他参加周佛海的私人沙龙时，西装内袋里总揣着微型相机。 这种游刃有余的姿态，连以多疑著称的戴笠都着了道。 军统获得的"汪伪高层动态"，实则是李时雨精心筛选的二手信息。 当戴笠在军统内部会议上点名表扬这位"党国栋梁"时，李时雨正站在霞飞路公寓的落地窗前，用柠檬水在玻璃上写下加密电文。 月光映着他胸前的"青天白日"勋章，也照亮了他藏在书柜夹层里的《共产党宣言》。 这个每晚都要翻阅《中央日报》的模范官员，枕头下始终压着本《联共党史》。 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时，李时雨刚把二十支美制卡宾枪装上开往苏北的货船。 作为上海滩最年轻的伪政府少将，他正利用清乡委员会职权，将日军仓库的军火源源不断输送给新四军。 这个胆大包天的计划持续了整整八个月，直到戴笠亲自签发的委任状送到他手上，军统需要这个"双面间谍"来接管汪伪情报网。 在南京受衔仪式上，李时雨佩戴着上校肩章与戴笠碰杯，红酒在高脚杯中泛起血色涟漪。 他清楚记得三个月前那个雨夜，当军统特务沈维汉带人搜查他办公室时，是戴笠亲自打电话呵斥"不许动李组长"，这才保住了保险柜里尚未销毁的苏区联络名单。 此刻，宴会厅的水晶吊灯照得他勋章上的青天白日徽记格外刺眼。 1946年早春的寒意尚未褪尽，戴笠专机坠毁的消息像颗炸弹震动了整个谍报系统。 失去庇护的李时雨，很快被投入提篮桥监狱。 沈维汉用烧红的烙铁烫烂了他的后背，却始终撬不开那张精通《六法全书》的嘴。 即便在刑讯室，他仍能用法律条文驳斥"通共"指控，把审讯变成法学讲堂。 当解放军的炮声逼近上海时，这个被折磨得形销骨立的"军统叛徒"，正用指甲在牢房墙壁刻算着日期。 1949年2月11日，随着典狱长颤抖着打开铁门，李时雨蹒跚走出监狱的背影，与十五年前那个走进汪伪政府大楼的年轻检察官重叠。 只是这次，他终于能昂首走在阳光下了。 1999年冬，九旬高龄的李时雨在北京寓所整理回忆录时，窗台上的君子兰正绽放着鹅黄花朵。 书稿里夹着张泛黄照片，1949年4月，他穿着新领的解放军军装站在前门楼下，胸前的红星取代了曾经的青天白日徽章。 老人摩挲着照片轻笑，想起戴笠至死都不曾知晓的秘密。 那个被他赞为"党国利剑"的男人，其实早在1931年深秋的燕园，就已把灵魂交给了赤旗。 谍海浮沉十五载，三重身份织就的迷雾终被历史罡风吹散。 从汪伪政权的法律帷幄，到军统中枢的情报旋涡，李时雨用智慧与胆魄在虎狼环伺中守护信仰。 这份惊心动魄的潜伏传奇，恰似暗夜潜行的孤舟，终在黎明时分驶入了真理的港湾。 主要信源：（党史纵横——敌垒十八年——记谍报高手李时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