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左宗棠第四代孙左景鉴想回上海，写信给市委，请求分一套低楼层的房，可是没想到，担任副市长的女儿却严词拒绝。

1876年，已经64岁的左宗棠，本来是要告老还乡的，但是临危受命，抬棺出征，收复新疆，誓死要与沙俄等侵略者决死一战。

结果，左宗棠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收回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领土。

英国人评价说：“从一个世纪多前的乾隆时代以来，一支由中国人领导的中国军队所取得的最光辉的成就”。

可以说如果没有左宗棠，我们中国版图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左宗棠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后人也不差。

左宗棠十分重视教育，他的后人没有多少名臣高官，倒是有不少学者、名医。

左宗棠去世前已有十个孙子，其中只有左念恒官至临安知事。他的第四代后多出专家和名医。

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他的第四代孙左景鉴。

左景鉴作为左宗棠的孙子，并没有享受到曾祖父的这份荣耀，他3岁那年母亲去世，9岁那年父亲去世。后来，左景鉴跟着姑姑生活。

左景鉴从小刘是一个十分好学的人，受当时大环境的影响，左景鉴立志要做一个“治病救人”的人，为此他一直努力着。

1929年，左景鉴在母校明德学堂老校长的推荐下，考上了国立上海医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这家医院是由著名教育家颜福庆创办的。

之后，左景鉴在姑妈的接济下去了上海读书，三年金陵大学医学预科，五年国立上海医学院本部学习，漫漫八年医学路，左景鉴经过勤学苦读，于1937年获得博士学位。

左景鉴毕业不久，抗日战争就爆发了，国难当头，左景鉴责无旁贷地参加入了由校长率领的国际红十字救护大队，并担任第38医疗队的队长，奔赴前线。

先后辗转上海、广西、广东等地开展战地救护工作。

工作期间，左景鉴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他和医护队队长龚之楠相恋了。

1940年，他们的女儿左焕琛出生。

之后，左景鉴就留在了上海。

后来，由于工作突出，1954年在市政府分配住房时，左景鉴获得了复兴中路上新康花园180多平方米的复式公寓。

就在一家人在舒适的房子里还没住多久的时候，1956年，在上海中山医院人副院长、外科学教授的左景鉴，为了响应国家支援建设内地的号召，要去重庆创建一所医学院校和医院。

左景鉴没有迟疑，欣然接受，决定全家搬到重庆去。临走之前，他把分配的房子还给公家。

可是这时候女儿不愿意了，因为她刚考上复旦大学，她不可能去重庆，她希望父亲不要归还房子，这样自己还能有个地方住。

可是左景鉴决定了的事情就不会改变，他安慰女儿，房子是分配给他工作用的，现在既然不在这里工作了，房子自然是要上交的。

左焕琛看父亲这么坚定，又说“我也不要这么好的大房子，你就跟市政府讲能不能给我留一间小房子，让我一个人可以在上海有地方住。”

左景鉴拒绝了女儿，他说:“我一生就是自立自强，不靠家里就是靠自己奋斗，你以后也要靠自己奋斗。”

左焕琛没办法，只好搬到了学校宿舍居住。

到重庆后，左景鉴作为院长，在各种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一边筹建医院，一边募集资金，买设备，起草各项制度，一步步建立了系统的一套医院管理制度，才使得医疗工作开展起来。

左景鉴从勘测地形到请设计院设计，从审查图纸到开工建设，每一件事他都亲自参加，医院的每一块砖头都倾注了他的汗水和深情。

之后，左景鉴在重庆一待就是40年。

在多年之后，已经光荣退休的左景鉴，想回到故土上海。于是他写信给已经成为副市长的女儿，希望给他争取一套低楼层的房子。

没想到女儿左焕琛拒绝了他，就像当年他拒绝女儿的请求一样。

此时的左焕琛明白了父亲当年为何执意要把房子退给公家了，她处在这个位置上，就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不能因为她开这个口子。

左景鉴知道女儿的想法后，他表示理解。

晚年的左景鉴知道自己回不去上海，他对左孩子们说：“如果我去世的话，那你们就把我骨灰撒到长江里头，随这个水流到上海。”

孩子们还跟他开玩笑说，“不行啦，现在葛洲坝已建起来，三峡工程也在造了，你的这个骨灰流不到上海。”

左景鉴说：“那就慢慢流吧……”

左景鉴一生都在做救死扶伤的事业，他用实际行动践行着祖辈留下的“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家训，但是没有叶落归根是他最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