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4岁王牌特工让组织给安排媳妇，除需满足“真夫妻假同志”苛刻条件外，还得符合三条标准：会生孩子、有现成孩子、文盲。 1937年，涂作潮34岁，已经是党内数一数二的无线电专家。年初，组织派他去上海，任务是修复被破坏的地下电台，恢复上海和延安的联系。这活儿风险高，技术要求也高，涂作潮二话不说就接了。为了掩护身份，他化名蒋林根，在上海赫脱路572号租了个铺面，开了一家无线电修理铺。铺子不大，里头堆满了旧收音机、电阻、电线，他每天埋头修设备，装得像个普通小老板。凭着过硬的技术，铺子生意不错，周围的商贩都觉得他是个老实手艺人。他趁着修设备的空档，偷偷修复了地下电台，很快就让上海和延安重新连上线。 干了一段时间，涂作潮发现个问题：他一个34岁的单身汉，独自经营铺子，显得有点不正常。当时上海街头巷尾，邻里之间爱嚼舌头，单身男人容易让人起疑。他琢磨着，自己的掩护身份得更严实才行，不然万一被人盯上，电台和任务都得暴露。于是，他通过秘密渠道联系组织，提出要找个媳妇，但这媳妇得满足几个硬杠杠：必须是真夫妻，但不能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也就是“真夫妻假同志”；还得会生孩子、带着现成的孩子、而且不识字。 这要求听着挺离谱，但涂作潮有自己的道理。他觉得假夫妻时间长了容易穿帮，生活里难免有破绽，真夫妻才能更像回事儿，扛得住外人盘查。要求会生孩子，是为了让家庭看起来更普通，将来有了孩子，掩护身份更牢靠。要求有现成的孩子，是为了立刻就能对外说是自己的娃，省得别人问东问西。至于要文盲，是因为他每天得操作电台，收发密电，怕有文化的媳妇看出名堂，时间久了猜出他的身份。文盲媳妇不识字，对电台一窍不通，保密性更高。这些条件虽然苛刻，但组织觉得他说的有理，毕竟他干的是高风险的地下工作，身份掩护必须万无一失。 组织花了好几个月，筛选了不少人，终于在上海找到个合适的女人，叫张小梅。张小梅三十岁上下，在纱厂干杂活，丈夫几年前病死了，留下一个五岁的儿子。她不识字，平时只管干活养孩子，生活简单，没啥心眼。1937年夏天，组织安排涂作潮和张小梅结婚。婚礼没啥排场，就在铺子后院简单办了，摆了几桌酒，请了几个邻居。婚后，张小梅带着儿子搬进铺子二楼，负责做饭、洗衣、看孩子，涂作潮继续经营铺子，夜里偷偷操作电台。两人生活上像普通夫妻，但张小梅完全不知道丈夫的真实工作，只当他是修收音机的。 这套掩护干得挺成功，涂作潮的铺子成了情报中转点，他通过修设备的机会，接触各种人，收集了不少有用的消息。两年后，张小梅又给涂作潮生了个儿子，家里多了个孩子，涂作潮的身份显得更像个普通家庭男人。周围邻居没人怀疑他，地下工作也一直顺利进行。张小梅忙着操持家务，对丈夫的“修收音机”生意从不过问，这让涂作潮能专心干活，电台运行得稳稳当当。 涂作潮在上海的地下工作持续了五年，期间他不光维持了上海和延安的通信，还通过铺子收集了大量敌方情报。1942年9月，情况突然变糟，地下工作者李白被捕，敌人开始在上海大搜捕。组织立刻通知涂作潮撤离，张小梅这时候才知道丈夫不是普通修理工，而是干大事的地下党。她没多问，收拾了简单行李，带着两个孩子跟着涂作潮离开上海。 撤离的过程很凶险，一家四口先坐货车出了城，路上颠簸，几次遇到敌军盘查。涂作潮靠着伪造的证件和一口上海话，蒙混过关。出了上海，他们又换了好几种交通工具，辗转了好几个月，躲过了敌人追捕。1943年，他们终于到了延安。延安的生活简单，住的是窑洞，吃的是粗粮，但一家人总算安全了。张小梅继续操持家务，两个孩子进了当地的学校，涂作潮则加入电讯部门，负责维护和改进电台设备。 新中国成立后，涂作潮留在电讯系统工作，参与了国家通信网络的建设。他还是跟以前一样，喜欢钻研技术，经常跟年轻同事一起琢磨怎么改进设备。50年代，他在上海机电研究所干活，还搞出了铀矿探测仪这样的成果，1956年被评了个三级工程师。晚年他身体不好，但没闲着，把自己多年的技术经验整理成笔记，留给后人。1984年，涂作潮因病去世，享年81岁。去世前，他住在北京一间不大的房子里，身边是张小梅和两个孩子。去世后，《人民日报》发了讣告，称他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评价他光明正大、刚直不阿，是党的优秀干部。 涂作潮一辈子都在为革命干活，从苏联学技术到上海搞地下工作，再到新中国建设通信网络，他没啥豪言壮语，就是踏踏实实把活干好。他的故事听着挺传奇，但细想又很实在，就是个普通人，靠着自己的本事和信念，干成了不普通的事。张小梅虽然不知道丈夫的身份，但也默默撑起了这个家，跟着他从上海到延安，再到北京，没一句怨言。这样的故事，才是那个年代最真、最硬气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