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夏，贵州大山深处火光冲天，荆竹园的寨门被烧开，血水顺着山路流下来，李元度穿着戎装站在山口，看着冲进寨子里的湘军，一个个杀红了眼，他不说话，眼里只有一个念头：这群号军，今天不灭，贵州永不得安宁。 贵州这一带从来就不安生，山多路险，官府抓人难，百姓吃不饱，天灾年年有，白莲教的一个分支灯花教早就潜伏在山里，等着有机会闹事。 1855年，大清的江山正在太平天国手里打摆子，苗民、汉人、教民全都憋着一股气，干脆扯起旗子干。 红头巾、黄头巾、白头巾，各种颜色的“号军”冒出来，其中白号最狠，头头刘仪顺和朱明月拉起了一支几万人的队伍，还在石阡、思南这些地界上搞“分田制”，造钱、发粮、贴榜文，说是“替天行道”。 清廷坐不住了，等到太平天国完蛋，大兵一腾出手，马上调兵来打贵州，湖南巡抚李瀚章第一个跳出来，说要把这帮反贼剿干净，他点将，让李元度领湘军进黔。 李元度不是等闲之辈，他以前跟着曾国藩打过仗，在江南剿过贼，是湘军里出名的狠角色。 他一进贵州，先不急着打，摆出一个策略：“步步为营，头头清理。”意思是每到一个地盘先扎稳，再动手。 他怕的是冒进出事，因为贵州山地复杂，不像江南能打阵地战，他在铜仁一带先修粮道，再调兵进攻荆竹园。 这地方是号军的大本营，寨子像堡垒，四面都是山，水源在寨子里头，要攻进来不容易。 湘军第一仗就打得腥风血雨，李元度不走老路，命人夜里偷偷从山后绕进去，又下令搞火攻，点燃寨门。 火烧到屋檐，里面的人乱成一锅粥，有人冲出来就被湘军砍倒，有人躲进房子里烧成焦炭。 一仗下来，寨里几千号人没剩下几个，李元度让人查尸体，都是普通百姓，男男女女夹着小孩，死相惨烈，他脸上没表情，嘴里只说了句：“反了，就得杀。” 接下来，湘军往南推进，碰上了黄号军的胡胜海，这人打仗不讲规矩，专门偷袭。 李元度在小屯、大屯打赢一仗，刚松口气，胡胜海夜里突然带人摸上来，冲进军营。 帐篷烧了几顶，湘军伤了一批人，李元度发狠，调水师封住河道，切断敌人补给，还在每个营寨边种地屯粮，一边种田一边打仗。 他说：“让兵不靠后勤，也能打两年。”这种打法，拖得久，但对当地老百姓可苦了，湘军占地种田，把地都圈了，百姓没饭吃。 1867年初春，李元度盯上了偏刀水，这地方水路四通八达，是号军粮草运输点，他请来川军唐炯，从北面夹击。 两军围了三天，白号军顶不住，首领何继述想逃，被一刀砍死，李元度一听，亲自进寨，把寨墙推平，下令“鸡犬不留”，消息传出去，雷公山上的残部吓得赶紧退了。 最惨的一仗是觉林寺，这地方不算大，可是白号军把它当成了“神坛”，搞得神神叨叨，说他们“英烈侯”田修德天命所归。 李元度带兵打到门口，发现号军躲在寺里，他没废话，直接点炮轰门，一通炮火打下来，寺庙塌了一半，士兵冲进去把田修德拉出来当场砍头，说是“妖言惑众者，斩。” 打完这一仗，号军元气大伤，刘仪顺带着残兵逃到轿顶山，想等援兵，湘军围住山头不给一口水，刘仪顺没办法，想趁夜突围，结果被活捉。 他被送到成都，凌迟三千刀，脑袋挂在城门上，百姓都来看，说这人狠，但死得也狠。 这几年打仗，李元度剿了九百多个寨，杀得贵州人心惶惶，有人说他是“清官”，有人说他是“屠夫”。 他上了奏章，被封云南按察使，但风头太猛也不是好事。曾国藩听说他“剿贼太过”，上书弹劾，说他“杀降不仁”，李元度差点掉脑袋，还是后面清廷要人剿贼，才又把他请回来。 到了晚年，他写了一本书，叫《国朝先正事略》，讲他打仗的事，还提了不少湘军的将领。 书里没说自己杀了多少人，只说“为国平贼，实属职责”，中法打仗那年，他又被调去贵州当布政使，年纪大了，干了两年就病了，回家写书去了。 这场仗表面上清廷赢了，贵州也暂时太平了，但地里种不出粮，百姓死的死，逃的逃。 朝廷推“改土归流”，想让贵州跟内地一样管，但山里人不买账，后面又闹了几次乱子。 李元度镇压号军，是湘军走进西南的转折点，他的办法有用，但代价太大。 贵州人记住的是那年大火烧寨，江水漂尸，很多人连姓什么都没人知道了。 参考资料： 《咸同贵州苗乱记》, 《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五, 中华书局, 197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