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国家以2400元的价格收购一名大三学生的画作。没曾想，不久之后，这幅画竟然成了中国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1980年，四川美术学院一名大三学生的毕业作品被国家以2400元的价格收购。 谁曾想，这幅名为《父亲》的油画，日后竟成为新中国美术史上最具标志性的作品之一，如今更是中国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而它的作者罗中立，也从一个钢铁厂工人逆袭为中国艺术界的传奇人物。他的故事，既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时代洪流下艺术与现实的激烈碰撞。 1948年，罗中立出生在四川璧山的一个山村，父亲虽是纺织厂工人，却痴迷绘画，常在农闲时带着村里的孩子写生。 年幼的罗中立蹲在田埂上，看着父亲用炭笔勾勒出山峦与耕牛，眼里闪着光：“我以后也要画得比山还高！” 为了学画，他冬天赤脚踩在结霜的田野里写生，脚趾冻得通红也浑然不觉。 1964年，16岁的他以第一名考入四川美院附中，背着一袋红薯当干粮报到。 宿舍里，同学嘲笑他磨破的布鞋，他却埋头在草纸上反复练习——画坏一张，就用口水抹平再画。 命运在1968年急转直下，从附中毕业后，罗中立被分配到四川达县钢铁厂当检修工。 每天与锅炉为伴，手指沾满煤灰，但他总在工友午休时溜到车间角落，用粉笔在铁皮上画连环画。 一次，厂里批判栏需要画毛主席像，他主动请缨。 踩着竹梯爬上三层楼高的墙面，他三天三夜未合眼，完工时直接从梯子摔下，却换来全厂轰动：“这画比县文化馆的还气派！” 靠着画小人书，他每月多赚100元——相当于普通工人三个月工资。工友起哄让他请客，他却把钱塞进信封寄回家。 彼时的他已暗恋厂办女知青三年，直到某天暴雨，女孩替他收晾晒的画稿时，他鼓起勇气递上一幅肖像速写，背面写着：“我想画你一辈子。” 1977年恢复高考时，29岁的罗中立已是厂里的“明星工人”。 岳母的一句话点醒他：“你甘心一辈子画批判栏？”他连夜冒雨翻山赶到达县招考办，却被告知报名截止。 绝望之际，一位曾教过他的美院老师推开窗：“小罗？快进来！”他成了全县最后一个报名者。 考试当天，他握着炭笔的手不停发抖。 试卷上的题目是《春耕》，他闭眼想起大巴山的老农——佝偻的背、龟裂的脚掌、浑浊却坚毅的眼神。交卷时，监考老师盯着他的画喃喃：“这不像学生的手笔……” 1980年，为准备全国青年美展，罗中立重回大巴山。在平昌县驷马镇，70岁的邓开选老人收留了他。 深夜，老人蜷在土炕上咳嗽，月光照着他布满沟壑的脸。罗中立突然坐起，抓过速写本的手颤抖不止——这就是他寻找的“父亲”。 创作过程中，他三度落泪。 第一次是画到老人指甲缝里的泥垢时，想起父亲在纺织机前佝偻的背影；第二次在添加耳朵上的圆珠笔时，他摔了调色盘——这个“有文化”的符号是妥协时代的产物；第三次是发现画布不够大，系秘书老师连夜手缝拼接，针脚细得几乎看不见。 当2.16米高的《父亲》出现在中国美术馆时，观众在画前久久驻足。有人掩面而泣，也有人怒斥“丑化农民”。 评委吴冠中力排众议：“他画出了民族的脊梁！”最终，这幅画以全票通过获得全国美展金奖，并被永久收藏。 争议最激烈时，文化部领导亲自过问：“耳朵上夹笔太刻意！”罗中立沉默许久，最后只说：“那个年代的农民，连扫盲班都难进。这支笔……是他们的奢望。” 成名后的罗中立没有停下脚步，1998年，他成为四川美院院长，推动建造了形如“彩色积木”的新校区。 2019年，《父亲》首次系统性修复时，修复师在画布背面发现他用蓝墨水写的“罗二”——这是他儿时的小名，仿佛提醒自己永远是大巴山的儿子。 如今77岁的他，将回忆录稿费全部投入“罗中立美术基金会”，资助贫困艺术生。 曾有记者问：“《父亲》值3亿，后悔捐了吗？”他笑道：“当年2400元，够买十年画布了。” 四十年后再看《父亲》，那些皱纹里依然蓄着汗与泪，罗中立的故事，是千万中国人在时代浪潮中奋力跃起的缩影。 正如画中老人捧着的粗瓷碗——装的不是清水，而是一个民族沉重的命运，与永不干涸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