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几代历史学家研究国家的主要方法是制度史和法律学说史，这两者通常都基于行政信件、立法和律师的解释。近年来，观点发生了变化，我们学会了考虑其他重要因素：赞助人和客户的作用；法院的功能；政治管理；以及君主制在形象和仪式中的代表性的说服力。 传记和政府实践研究将这些因素汇集在一起形成案例研究，揭示出绝不简单的结构和过程——因为它们构成了一个非常“动荡的现实”。对绝对君主制的更全面理解已经成为可能。我们不应该仅仅通过理论和制度的历史来解释绝对君主制，而应该试图理解产生绝对君主制的精神或思维方式，以及早期现代人在其中运作的方式。我们需要将国家置于社会及其思想的背景中——从而将我们的视野去中心化。试图从边缘而不是中心的角度来理解国家，有助于理解行使中央权力的局限性。国家制度视野中的一个重大遗漏直到最近几年才得到纠正。专注于官僚机构导致法律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忽视了在整个时期对这种国家形式至关重要的一个机构：王室或宫廷。这种忽视可能是因为很难研究一个具有如此多不同角色的机构，因此没有一套单一的档案来源。宫廷是一个政治、社会和文化空间，汇集了成功治理所需的所有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