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督对普通省级臣民的权力范围，从唯一限制它的法律，即勒索法中可以看出。总督可以随心所欲地严厉和专横，只要他不从省级官员那里拿走钱财或财产、“东西”，即使得到了省级官员的同意。直到公元 6 年，也只有在那时，才会有敲诈勒索的诉讼。那一年，臭名昭著的亚洲总督 Volesus Messala 在一天之内处决了 300 名省级官员，并在尸体中间走来走去，大喊“ecce regale factum”。1 需要追溯立法才能将他的罪行纳入敲诈勒索法的管辖范围。今后，即使没有伴随经济敲诈，极端残忍（或资料所称的 saevitia）也可能被指控为总督。   但这种补救措施仍然只是富裕的权贵的补救措施；他们照顾自己的能力由尼禄时代的典型例子在塔西佗年鉴中得到证实。没有古代权威定义过帝国。关于其影响的最佳文献可以在西塞罗的《维瑞恩篇》第五篇中找到，他在那里详述了维瑞斯的所有罪行，西塞罗无法将这些罪行作为具体指控，因为它们不涉及金钱。   总督权力的广泛范围在公元 100 年某些被指控协助和教唆敲诈勒索的总督的人提出的辩护中得到总结。公元二世纪末和三世纪初的古典法学家们已经明确指出，总督仍然掌握着统治权，无论当时统治权受到帝国立法的多少束缚。刑事管辖权的基本权力源于统治权：由强制和批评这两个术语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