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尔干半岛到非洲再到中东，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弱国和失败国家，政治分裂、内乱、流离失所和移民不断增加，我们目睹了生存受到威胁的人民的困境。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加剧了普遍存在的动荡感和生存不安全感。这段历史为全球政治中法律与暴力关系的转变创造了背景。国际法律秩序的规范基础已从强调国家安全（即由边界、国家地位、领土等定义的安全）转向关注人类安全：个人和民族的安全。在一个不稳定和不安全的世界里，人道法——一个涵盖战争法、国际人权法和国际刑事司法的框架——重塑了国际关系的话语。法院、法庭、其他国际机构和政治行为者借鉴该框架的各个要素，评估冲突的是非对错；确定是否以及如何干预；并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施加责任和义务。在解释和阐述人道法时，法院、法庭和其他机构必须解决不同传统人道法理论来源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差距。通过这样做，他们扩大了权利和责任，以涵盖越来越广泛的行为范围和冲突中的更多行为者。与此同时，他们还增加了国家的法律责任，甚至包括非国家行为者波斯尼亚塞族民兵的行为，例如在塔迪奇案中，同时表现出对国家传统主权特权的较少尊重，因为这样做会干扰保护个人和民族的首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