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源坦诚地说父亲刘少奇和彭德怀之间确实不回避矛盾，也经常争吵。但是要说彭德怀与谁最和好、关系最正当，我敢说一定是与我父亲。彭德怀的个性很强，我父亲也是。他俩都是讲武堂出身，两个湖南伢子同年兵龄，他们那个年代的交流方式就是争吵，不过吵完一点都不记仇。有时候彭德怀就把杯子摔了，我父亲就说，“你没词了吧，没理了吧”，然后哈哈大笑。他俩互相杠着、互相抬着，有什么话直来直去。 1922年的8月，彭得华在深思熟虑后，决定改名彭德怀，以全新的姿态考入了长沙讲武堂。这个名字的改变，背后还有一段小插曲。去年，在离开郭得云家之前，郭得云曾受黄公略之托，劝彭德怀改名。当时，彭德怀在屋内来回踱步，沉思片刻后说道：“那就改为德怀吧！”郭得云好奇地追问：“改为德怀，这其中有何深意？”彭德怀微微一笑，故作神秘地说：“其实并无特别之意。”但郭得云显然不信，他摇了摇头，认真地说：“结合你的号‘石穿’来看，你定是一个胸怀大志之人！”见郭得云如此认真，彭德怀便坦诚相告：“‘怀’字代表着我对贫苦人民的深深思念，‘德’字则是我为贫苦人民奋斗、为国家富强而奋斗的坚定信念！” 1922年，端午节前夕的晌午时分，彭德怀肩头随意搭着件衣衫，脸上挂满了辛勤耕耘后的汗珠，刚从田地里劳作归来，便见父亲手中拿着一封信，静静地等待着他。他接过信，一眼便认出了那是老连长的熟悉字迹，心中一热，连忙拆开阅读。信件是由第6团军需正胡子茂亲笔书写，开头几句温馨的问候之后，便进入了正题：“袁团长已知晓你回到了家中，他如今正忙着办工厂，急需几位擅长织毛巾、袜子，以及织布缝衣的技工来厂里担任师傅。团部目前驻扎在湘潭，你若方便，不妨前来一叙。” 数日之后，彭德怀带着几分期待与好奇，踏上了前往湘潭的旅程。在那里，他精心挑选了几名技艺精湛的技工，随后便去拜见胡子茂。胡子茂一见彭德怀，便热情地挽留他：“团长有意让你留下来，帮他一起把工厂办好。”然而，彭德怀却婉言谢绝了这份好意：“我对此并不在行，还是回家继续种地更适合我。”当晚，他便踏上了归途，回到了乌石那片熟悉的土地。 彭德怀深谙游击战的精髓，他明白只有让敌人先动起来，才能找到歼灭他们的机会。因此，当日军机动部队被引诱远离据点和交通线后，各游击小组便会迅速集结，化零为整，重新组合成连以上的游击支队，然后对日军后方据点里的老弱残兵发起突然袭击。等到日军机动部队闻讯返回时，往往发现“老窝”已经被八路军给端掉了。 为了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彭德怀深知必须发展更多的地方武装。他认为，“每个村要有自己的几支枪”，这样才能真正形成全民皆兵的局面。起初，老百姓面对日军如狼似虎的气势，心中难免恐惧。但当他们看到游击小组频频斩获胜利，日军追不上、抓不住时，一些胆大的青年村民便开始跟在部队后面捡子弹壳、拾罐头盒。渐渐地，他们也被游击小组的英勇所感染，开始勇敢地参与到抗击日军的斗争中来。 彭德怀最欣赏的人就是毛主席。 毛主席对待亲友向来富有感情，但他也深知感情与原则不能混为一谈。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之后，毛主席的亲属、亲戚、朋友、同学、熟人纷纷给他写信，有的希望到北京看望他，有的希望他能帮忙安排工作，还有的希望他能打招呼让自己升迁。面对这些人之常情的请求，毛主席却坚定地表示：“自己是共产党人，不是封建皇帝，不能延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陋习。自己是国家的主席，不是毛家的主席，只能为绝大多数人谋福利，而不能为少数人谋利益。”当田家英请示如何处理这些亲属来信时，毛主席明确规定了处理原则：“凡是要求到北平来看我的，现在一律不准来。如果他们不听，一定要来，往返的路费叫他们自己出，来我也不见，机关也不接待。怎么来的，怎么回去，不要说我这个人不讲情面。凡是要我安排什么工作的，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 在红军转战陕北的艰苦岁月里，有一次部队深夜进驻一个村子，毛主席和十几个人同睡在一间狭小的小窑洞里。房东大嫂走上前来，忐忑不安地说：“这窑洞太小了，地方太小了，真是对不住首长了！”毛主席闻言，顺着大嫂的语调风趣地回应道：“是我们队伍太多了，人马太多了，对不住大嫂了！”三句话对三句话，三个“了”对三个“了”，一时间，大嫂和其他人都被逗得哈哈大笑，紧张的气氛顿时烟消云散。 在一次与工作人员共餐时，毛主席指着盘中的苦瓜笑道：“苦瓜这种菜，我的老家湖南很多，房前屋后都可以种，好种也好活。有些人吃不惯，是怕它的苦味。我不但吃得惯，还一生都吃，从小就爱吃，就图它的这个苦味。我这个人一生没有少吃苦，看来是习惯了，以苦为乐了！”这番话不仅是对苦瓜的赞美，更是对毛主席一生艰苦奋斗、以苦为乐精神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