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凤莲同志晚年谈到自己的感受：“我是从五十年代走过来的人，对当时的记忆永远都铭记在心。我深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册是由无数中华优秀儿女用鲜血、用热汗、用理想、用信念、用勤劳、用勇敢、用智慧，一字字、一行行、一页页写成的，汇聚着我们民族的品德、民族的灵魂，洋溢着我们民族的志气、民族的精神，时间之河奔腾流逝，人世之桑更迭变迁，尽管以往和现实已经成为和即将成为历史，但毛泽东主席以及老前辈的爱国风范万古流长，无数对祖国对人民做出无私奉献的英雄们、仁人志士，共和国永远不会忘记，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历史永远不会忘记。” 作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同志曾深情地宣告：“人民，唯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他坚信，国家的所有权力均源自人民，人民是国家真正的主人，而干部则是人民的忠实勤务员，他们手中的每一份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无论职位高低，都应甘当人民的公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根本宗旨便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是为民族谋福祉、为人民求利益的政党，她自身绝无私利可图。” 毛主席对中国历代的诗词曲赋情有独钟，并从中汲取了深厚的文化滋养。《诗经》与《楚辞》，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两座璀璨的明珠，分别代表了我国民族特色诗歌流派的源头与高峰。在青少年时期，毛主席便已熟读《诗经》，不仅摘录了大量笔记，更深刻领悟到其中蕴含的民间智慧与现实主义精神。他认为，《诗经》中的许多佳作，都是老百姓对当时社会现实不满与抗争的文学表达。同时，毛主席对屈原的《楚辞》也极为痴迷，他亲手抄录《离骚》、《九歌》等名篇，这些文字伴随着他度过了那段漫长而传奇的人生旅程。在文艺创作领域，毛主席更是独树一帜。《沁园春·雪》便是其文艺风格的代表作，这首词以其磅礴的气势、深邃的意蕴，赢得了广泛的赞誉，甚至让重庆谈判期间的蒋介石因嫉妒其才华而大发雷霆。毛主席的诗词，大多抒发了他胸怀天下的壮志与对现实的深刻感慨，既展现了他气势恢宏的“虎性”风格，又透露出他深厚的文人底蕴与情怀。 在外交场合，毛主席同样展现出了其卓越的智慧与风范。1955年10月15日，在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时，他风趣地说道：“我们同属有色人种，有色人种曾被人轻视，最大的‘缺点’就是肤色。有人偏爱有色金属，却对有色人种抱有偏见。但在我看来，有色人种恰如有色金属一般珍贵，都是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无论肤色如何，世界上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如今，我们两个民族已经站在了平等的起点上，共同书写着属于各自的辉煌篇章。” 1956年10月，在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宴会上，毛主席高度评价了苏加诺总统对亚非万隆会议召开的重大贡献，认为这对世界和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强调：“我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热爱自由与独立的人民，正在携手反对殖民主义的压迫。在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正义斗争中，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必须给予坚定的支持与声援。殖民主义者妄图分化我们，破坏我们的团结与合作。但我们必须以更加紧密的团结、更加深厚的友谊来回应他们的挑衅，让殖民主义者的阴谋彻底破产。” 1958年8月，在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时，毛主席提出了大国小国应平等相待的重要主张。他语重心长地说：“大国与小国之间，理应平等相待，不存在谁可以随意欺凌谁的问题。那种认为大国不可惹、小国可欺的论调，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所谓大国小国，只是相对的概念。中国在古代也是由无数小国逐渐融合而成的，如今虽已统一，但仍由众多省份组成。……八国联军中不乏小国，但它们也曾欺侮过大国。日本虽小，也曾侵略过我们。这背后的原因，在于它们是工业国，而我们当时是农业国，且政府腐败。国家的大小，只是形式上的区别。我们两国之间，是平等友好的朋友关系。我们真诚地希望柬埔寨能够繁荣发展，我相信这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与兵力不足的矛盾现实，以及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广袤的土地资源，内线与外线的关系呈现出一种“犬牙交错”的复杂态势。毛主席深刻洞察到，虽然日军强大但兵力有限，而我军虽弱却人数众多，加之我们是反抗异族侵略的正义之师，因此完全可以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中，灵活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策略。然而，这种内线与外线的关系，又不同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简单模式。 对于这种错综复杂的包围与反包围态势，毛主席形象地将其比喻为“下围棋”：双方的战役和战斗如同“吃子”，而敌之根据地与我之根据地则如同“做眼”。由于我们拥有众多的敌后根据地作为“棋眼”，因此我们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处于外线作战的有利地位。特别是当我们的敌后根据地“眼眼”相连时，更是将敌军多方面包围起来，使其陷入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无法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