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元帅虽然战功不算显赫，但人却极睿智。新中国的两弹一星，无疑他是第一功。他在庐山会议开始时，自然对大跃进也有自己的一些见解，但他提的意见非常的“纯粹”，就是说大炼钢铁虽然数量大，但质量不够好，品种不够多，有些特殊用途的特种钢急需提高质量。----像这样的意见，比起彭总的“一些含蓄说法”要切实的多。 而让人佩服的是，23日晚上，聂帅碰到彭总时，就劝他认真考虑，要作检讨，对大家有利。---这个时候，聂帅还不是象后来那样“奉毛主席命”来给彭总做思想工作的，他只是从老战友的角度来劝谏彭总，而且，聂帅意见的角度很高“对大家有利”，这说明了，聂帅已经有点理解毛主席的想法了，他希望战友静下心去想问题。   但彭德怀的性格一向直率，某次红四师退至最后一道防线时，师政委黄克诚远远望见彭德怀在山上，便轻声嘱咐骑马的干部下马步行。彭德怀一向以身作则，行军打仗总是与部队同行，将坐骑让给伤病员。他平时不赞成干部骑马，若见到谁无故骑马，定会严厉批评。 听到彭德怀就在山上，红四师骑马的干部虽已疲惫不堪，但仍迅速下马前行。唯有师长洪超未下马，他笑道：“反正他已经看见了，骑上去挨骂，牵上去也是挨骂，索性骑上让他骂个痛快。”然而到了山上，彭德怀却出人意料地没有骂人。他语调沉重地说：“现在大家都已疲惫至极，我也在打摆子发疟疾，也是骑马上来的。以后身体支撑不住时，还是骑马吧。” 第五次反“围剿”整整持续了一年，战斗频繁而激烈。用黄克诚的话来说，参战的红军战士在这一年里所经历的战斗，可能比往常都要多。然而，由于战略方针的失误，红军虽然英勇奋战，但胜仗却寥寥无几，根据地的面积也不断缩小。至9月下旬，中央苏区已陷入了难以立足的境地。面对敌军的重重围剿，红军两大主力会师于井冈山，极大地壮大了革命武装的力量。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对此大为震惊，急忙调动湘赣两省共6个旅、约3万兵力，企图将红军“一网打尽”，将井冈山“夷为平地”。湘赣两省“围剿”军队对井冈山实行了严密的封锁，使得红军的物资供应陷入了极大的困境。时近隆冬，天寒地冻，许多指战员还穿着单薄的衣草鞋，每人每天的伙食费仅够维持最低的生活需求。此时的生活之艰难，正如红五军军委向湘委的报告中所描述的那样：“言之痛心，念之酸鼻。”然而，在这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红军战士们并未屈服。 会议深入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由红四军向敌人后方赣南进军，以解井冈山之围并解决红四军的给养问题。同时，还决定将到达井冈山的红五军一、三纵队暂编为红四军三十团（习惯上仍称红五军），由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兼任三十团团长，滕代远任红四军副党代表兼任三十团党代表，留守井冈山继续战斗。  在红军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中，周恩来等领导人始终与战士们并肩作战，共同面对生死考验。 1913年，年仅15岁的周恩来，因伯父周贻赓工作调动的缘故，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沈阳，踏上了前往天津的旅程。他以出类拔萃的成绩，顺利考入了声誉卓著的天津南开中学。 在南开求学的四年间，中华民族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苦难。清王朝覆灭之后，国家局势并未好转，反而每况愈下，混乱与动荡如同瘟疫般蔓延。外敌的威胁日益严峻，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周恩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国情的深入了解，忧国忧民之情愈发强烈。他曾写下的一首政治评论诗，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国家命运的深深忧虑。 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以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一方面领导解放区的广大人民群众轰轰烈烈地开展土地改革和民主运动，另一方面则全面指导蒋管区的工作，指示地下党组织紧密依靠和推动群众运动。他深知，蒋管区的城市工作必须立足长远，通过推动群众斗争、开展统一战线来逐步壮大力量。他强调，必须紧紧依靠广大群众，绝不能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对于广大人民的民主革命运动，周恩来要求放手发动人民群众的斗争，将斗争的重心转移到经济斗争上来，并提出在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以吸引更多的人民群众和爱国人士参与到爱国民主运动中来。 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始终秉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他深知，只有深入了解群众的需求和意愿，才能制定出真正符合人民利益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因此，他经常深入基层，倾听群众的声音，将群众中分散的、不完整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分析、加工，形成集中体现人民意志的决策，再回到群众中去贯彻实施。同时，他也非常重视对群众的教育和引导，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提高群众的觉悟和认识，使他们不断迈向新的境界。正是这种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使得周恩来所制定的政策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和忠实执行。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与人民群众紧密相连、共同奋斗的壮丽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