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晚年说：毛主席其志向之大，一般人难以窥探，是非对错，也不能简单论之。在古今中外的历史舞台上，功利主义的政治家或政客比比皆是，理想主义的政治家却寥若晨星，而像毛泽东这样执掌政权后仍然对建构理想社会矢志不移的政治家更是绝世少有。周总理曾说，“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弃权，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 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反对，但在以后的实践却又证明 是主席对的。”而对于自己，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多次坦率地讲：“我不是帅才。”周恩来曾对毛主席说：“主席，你是了解我的，我不是帅才。我理理家可以，做不了帅……” 1910年的春天，阳光明媚，万物复苏，12岁的周恩来在三伯父周贻谦的引领下，踏上了前往东北的征途，这一趟旅程，成为了他人生轨迹中的重要拐点。周恩来在后来的回忆中深情地述说：“那一年，我年仅12岁，便离开了温暖的家，远赴东北。这一别，不仅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更塑造了我的思想灵魂。若非这次勇敢的离家，我或许会同家中的兄弟一般，平庸度日，最终陷入无尽的悲剧之中。” 东北，这片被帝国主义列强虎视眈眈的土地，给年少的周恩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启迪。正是在这片风云变幻的土地上，他的爱国情怀被彻底点燃。初到东北，周恩来先在铁岭县银州镇的银岗书院度过了半年的求学时光，随后便转入了奉天（今沈阳）第六两等小学堂，该校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更名为奉天东关模范学校。这所学校，如同一股清流，在“废科举，兴学校”的呼声中应运而生，不仅传授传统的经书学问，更向学生们打开了通往西方“新学”的大门。课程丰富多彩，涵盖了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英文、图画、唱歌、体操等数十个领域，为少年周恩来展现了一个全新而广阔的世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每一门功课都力求卓越，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与此同时，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革命口号响彻云霄，民众的革命热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蓄势待发。周恩来自投身革命之日起，便坚定地站在了工人农民的一边，全力支持他们的革命运动。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周恩来更是身先士卒，积极参与并组织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他满腔热忱地称赞罢工工人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先锋力量”；在两次东征中，他始终将农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亲自实地考察广州农民运动，明确指出“农民受剥削压迫最深，因而拥护革命最为坚决”。第二次东征后，他担任东江地区行政专员，不遗余力地在所属各县发动农民运动，推动农村民主改革，并创办了东江工农运动讲习所，为工农运动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极大地推动了当地农民革命斗争的发展。 在军队建设与武装斗争方面，周恩来始终坚持军事运动与工农运动的紧密结合。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工作的杰出领导人，他深刻认识到革命武装斗争的成功，离不开武装工农群众与改造旧军队这两大支柱，而这两者又必须依托于军事运动与工农运动的深度融合。因此，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周恩来在加强人民军队建设的同时，也积极支持人民群众的武装斗争，他振臂高呼：“我们无须畏惧反革命派的嚣张气焰，只要我们团结一心，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起来，有农民可以自卫反击，有士兵可以作为先驱，有学生可以作为宣传者，有商人可以作为后盾，这就是我们的力量所在！” 周恩来总理时刻都关心着彭德怀，在彭德怀即将赴任的前夕，专门抽出时间来与彭德怀单独会谈。 彭德怀还未钻出汽车，周恩来夫妇已快步地走了过来。周恩来亲自为彭德怀打开车门。彭德怀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总理……”彭德怀的眼里盈满了泪花。 回溯往昔，彭德怀在战争中展现出的水滴石穿般的坚韧不拔，他敢于打硬仗、苦仗、恶仗、大仗，但这种勇往直前的精神有时也会让他过于冲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终反而遭受更大的损失。然而，他真正的优势在于打那种在野外、双方均无坚固防御工事可依的运动战。一年后，他终于迎来了大展身手的机会，而他的对手，正是在赣州城下让他受挫的陈诚。 彭德怀后来回忆道，早在1927年冬天，他的目光便投向了井冈山。平江起义胜利后，他更是迫切希望“打通湘东与赣西，与朱毛红军取得联系”，“从而促成罗霄山脉整个的割据，进而引发湘鄂赣粤四省的总暴动”。他深知，在与拥有现代化交通运输和通讯手段的敌军作战时，没有根据地是行不通的，而建立根据地，又必须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纲领。在实践中成功解决这一问题的，正是井冈山。他对毛泽东充满了敬仰之情，决心以朱毛红军为榜样，甚至想要亲自前往井冈山“取经”，深入了解革命的性质、分田的办法等。起义后，他率领红五军历经千辛万苦，转战数千里，突破敌人的重重围追堵截，历时近五个月，终于实现了与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