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感叹：“你们这些人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庐山会议期间，周恩来和彭德怀有过一段对话。周恩来对彭德怀说：“钢、铁、煤的计划不能完成。还有运输是个大问题。木材、化肥、粮食继续紧张。更重要的是基建。还有机械、财政、金融、外贸……上海的煤只有七天的储备。六个月的存量只有三百一十亿斤。去年增加了二千八十万人。按‘一五’经验，一元货币九点六元物资，市场就正常一点。一九五六年，一比八点八就紧张了。”彭德怀问：“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去讲一讲呢？”周恩来支吾其词：“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彭德怀感叹：“你们这些人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 周恩来永远考虑的周全，1918年2月11日，正值中国农历戊午年的新春佳节，天空虽被乌云笼罩，寒风也略显刺骨，却挡不住新年的喜悦与希望。在这一天，周恩来立下了新年的宏伟计划，决心在新的一年里实现三大目标：首先，他要思考，而且要思考比以往更加新颖、前瞻的思想；其次，他要行动，去做那些当时最为前沿、最具创新的事情；最后，他要学习，去汲取那些离时代最近、最实用的学问。他为自己设定了三大原则：思想追求自由无羁，做事坚持脚踏实地，学问务必求真务实。这不仅仅是口头上的誓言，周恩来真的做到了。他通过阅读《新青年》杂志，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并深入了解、学习马克思主义，将这些计划一一付诸实践。 周恩来与《新青年》的缘分也颇早，早在1915年杂志创刊不久，他便已开始接触。1917年7月1日，周恩来自南开学校毕业前夕，有幸亲耳聆听了陈独秀所作的《近代西洋教育》演讲，近距离感受到了这位《新青年》主编的魅力与风采。然而，在留日之前，他虽偶尔购买阅读，却并未深入研读。直到赴日途中，他仔细品读了朋友赠送的《新青年》第3卷第4号，被其内容深深吸引。抵达日本后，他更是特意到严修之子严智开处借阅了《新青年》第3卷的前3号，这些阅读经历不仅开阔了他的视野，更让他消除了许多之前的谬误与偏见。周恩来后来虽成为我国的总理，日理万机，为革命和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却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任劳任怨的态度，从不居功自傲，对待每一个人都谦逊和蔼，无论地位高低。 周恩来的一生，是默默奉献、甘于幕后的一生。他甘愿站在毛泽东的身影之后，以自我隐没的献身精神，成为了毛泽东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他处理与毛泽东的关系时总是小心翼翼，态度谦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每当有人提及他和毛泽东的功绩，周恩来总是认真地将自己与毛泽东区分开来，他说：“个人是渺小的，只有党和毛主席才是伟大的，我只是一个助手。”他对于任何宣传他个人的行为都坚决反对，一生都在践行着任劳任怨、谦虚谨慎的准则。 在党内，他的资历深厚，对革命的贡献巨大，但他从不让下属宣传自己，反而总是要求下属多宣传毛泽东，突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他自觉、主动地践行“领导就是服务”的理念，将自己定位在为人民服务的最前线，从不追逐名利和地位，也不计较个人职务和党内排名的变动。据诸多学者研究，周恩来有生之年从未回过淮安老家，就是为了避免亲戚因此受到当地官员的特殊照顾，他不许当地县委修葺老住所，也不许搞纪念馆之类的活动，对于“衣锦还乡、光宗耀祖”那一套，他是生平最看不惯的。 再说说彭德怀。一天黄昏时分，张国、邓萍、张荣生齐聚彭德怀的住处，共同见证了一个庄严而神圣的时刻——彭德怀的入党宣誓。彭德怀内心激动万分，脸上洋溢着难以言喻的喜悦，他将自己预先准备好的糕点端出来与大家分享，众人在愉快的氛围中品尝着这份甜蜜的庆祝。张匡代表南华安特委，正式接受彭德怀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并宣读了入党誓词。彭德怀面对着党旗，庄严宣誓：愿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不惜牺牲一切，必要时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特委随后决定成立一团党支部，由彭德怀担任支部书记，邓萍、张荣生为支部成员。 彭德怀始终强调：“在我们的军队中，民主不仅仅存在于党的组织生活中，更贯穿于一般工作乃至战斗中。只要条件允许，一切较重大的工作都应该运用民主和群众路线的方法，充分发挥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克服困难，完成任务。这种做法在我们军队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的斗争中，已经展现出了辉煌的成效，今后也仍将是争取完成工作任务和战斗胜利的重要条件。”彭德怀这种虚心接纳群言、从善如流的作风，不仅极大地调动了下级指挥员的积极性，也切实保证了从战略方针到战役战术决策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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