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或许会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也会有其他人出来实施正确的领导。抽象地看，这句话没有错。但历史最终选择了毛泽东同志绝非偶然，而是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比较过程。在确立毛泽东同志领导地位以前，中国革命几经曲折，这与党处于幼年时期、还不成熟有关，但也与几任党的主要领导人认识水平、政治智慧、担当意识、创造精神以及个人能力不够有关。 毛主席，这位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其血脉中流淌着的是泥土的芬芳与农民的坚韧。他的双亲，乃至祖辈，皆是那田间地头辛勤耕耘的普通人，用汗水浇灌着希望，用双手编织着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毛主席度过了他纯真而又质朴的童年与少年时光。除了在私塾里断断续续地接触那些“子曰诗云”的经典，他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几乎是一片空白。 然而，正是这农家文化的深厚底蕴，塑造了他身上那份难以磨灭的农民气质，也让他对农民有着一份天然的深厚情感。这份情感，成为了他伟人品格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基石，即便后来他成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份农民的本色与农家文化的烙印，依旧在他心灵深处熠熠生辉，外在的农民气质也如影随形，成为他独特魅力的一部分。 在毛主席的身上，我们总能捕捉到那份典型的中国农民本色与气质。他仿佛就是那位从田间走来的老乡，穿着朴素甚至略显寒酸，却透着中国农民的勤俭与朴素；他的举止或许不够精致，甚至带着些许粗犷与随意，但那正是农民特有的直率与真诚；他的语言通俗易懂，时常夹杂着俚俗的比喻，让人倍感亲切；他的生活习惯，无论是衣食住行，都深深地烙印着农民的印记，尤其是那对辣椒的偏爱，更是让他与湖南乡下的农民们心心相印。即便在建国后，物质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他依然保持着那份农民的本色，穿着打满补丁的衣物，语言风格与行事习惯依旧如故，未曾因身份的转变而有所改变。在外交场合，他更是以农民式的直率与坦诚，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无论是嬉笑怒骂，还是直言不讳，都让人感受到了他那份洒脱与魅力，即便在外国元首面前，他也能够抛开礼节，赤膊畅谈，这份粗犷中的真诚，正是中国农民所欣赏的。 为了将勤俭节约的运动深入人心，整肃党风民风，推动生产与生活的新风尚，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了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的方针，通过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力求达到最佳效果。在这方面，毛主席等领袖人物以身作则，他们的简朴生活令人动容。在毛主席逝世后，人们从他的遗物中看到了廉价的牙粉、用秃了的牙刷、为了续装火柴棍而留下的空火柴盒，以及那些破旧不堪、多次缝补过的衣物和鞋袜，甚至连毛巾都打上了补丁。其中，那件缝了74个补丁、已难辨本色的睡衣，以及那双穿了20多年的拖鞋，更是成为了他简朴生活的见证。同时，党中央还要求国家机关率先垂范，克勤克俭，节减一切可以节减的开支，工业企业则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大力节约原料、材料、燃料和动力，各个工业部门都需严格制定并执行节约计划，力求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做到精打细算。 而刘少奇出生在湖南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家族中，其族谱、族规都彰显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刘少奇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温良、谦恭的性格。而13岁时父亲的突然离世，更是让他过早地品尝到了生活的艰辛，从而铸就了他沉默隐忍的性格。另一方面，刘少奇少年时期家境较为殷实，有机会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这种教育不仅塑造了他的人格，更为他日后在国际形势中准确把握中国的国际地位、灵活调整外交策略、争取最有利的国际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的“中庸”、“和平”等思想，也被刘少奇积极借鉴并运用到外交实践中，为国内的经济建设努力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 1922年春，刘少奇带着满腔的热情回到上海，与中共中央机关取得了联系，并被分配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刘少奇有幸担任了大会的工作人员。会后，他肩负着党的使命，踏上了前往湖南的征程。 8月，刘少奇抵达湖南长沙，首先来到了位于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的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在这里，他与毛主席进行了首次会面，两人相谈甚欢。刘少奇向毛主席传达了中共二大的精神，而毛主席则向他介绍了湖南的革命形势和湘区中共组织的现状。他们还分享了各自的经历，刘少奇讲述了自己赴苏俄学习的历程。此后，刘少奇成为了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积极投身于湖南的革命活动，参与领导了粤汉铁路（武汉、长沙段）的工人罢工斗争。 刘少奇的思想性格独树一帜，他既不同于毛主席的恢宏气度，也不同于周恩来的潇洒儒雅，而是以一种沉稳、严谨、甚至略显“内向”的性格示人。许多关于刘少奇的回忆文章都提到了这一点，他的卫士更是感慨道：“他话不多，性格内向……但他的特点就是勤奋、任劳任怨，整天一声不响地默默工作。”这种性格的形成，与刘少奇的成长经历以及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