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高某最大的企图就是取代刘少奇。他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高某说在会上说：刘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工作，而看不起东北的经验，等等。当他认为在外地的游说获得“成功”以后，就直接活动到了陈云和邓小平的头上陈云和邓小平把他的事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直接出手结束了这个事。 新中国成立后，在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进程中，毛主席始终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思想与广大干部的工作作风紧密相连，视之为革命事业的重要基石。《共同纲领》明文规定，国家机关务必秉持廉洁、朴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对贪污行为严惩不贷，对浪费现象坚决禁止。 1951年11月30日，毛主席语重心长地指出：“反贪污反浪费之事，实乃全党之头等大事，吾等已反复强调，务必高度重视，绝不可掉以轻心。”在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中，毛主席更是将浪费与贪污并提，深刻剖析道：“浪费与贪污，虽在性质上有所差异，然其造成的损失，往往更甚于贪污。其后果，亦与侵吞公款、盗窃国财、受贿索贿等行为相近。因此，严惩浪费，必须与严惩贪污同步进行，不可偏废。” 1956年11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台上，毛主席再次从厉行节约与群众路线关系的崭新视角出发，强调指出：“吾辈当勤俭建国，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大力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的精神风貌。……1957年，毛主席在其著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进一步阐述：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不仅在经济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更在政治层面具有深远的影响。毛主席之所以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提升至政治高度，是因为他敏锐地察觉到，‘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已开始滋生一种不愿与群众共患难、过分计较个人得失的危险倾向，此风绝不可长。’” 回溯早年，如果说“湖南自治运动”是青年毛主席政治理想的初次实践尝试，那么文化书社与俄罗斯研究会的创立，则无疑成为他传播新思想、塑造开放思维的宝贵启蒙与积极探索。1920年7月1日，毛主席重返长沙，肩负起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即校长）的重任；不久，他又被聘任为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兼班主任，以其深厚的学识和独特的魅力，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随后，毛主席当选为湘潭教育促进会文牍干事，并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由他亲自起草的《宣言书》，明确提出湘潭教育促进会旨在宣传新思想，推动教育改革，促进湘潭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再将目光转向刘少奇，他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期间，满怀期待地等待着前往莫斯科深造的消息。当时，组织中国青年赴俄学习并非易事，需克服重重困难。俄国革命虽已取得胜利，但新生政权在政治、经济上仍面临诸多挑战，且与中国之间交通不便，通讯不畅，使得各项筹备工作异常繁琐。1921年4月，赴俄留学的消息终于传来，刘少奇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与其他同学一同办妥相关手续，携带杨明斋亲笔书写的介绍信，整装待发。此行，刘少奇荣幸地担任了学员负责人的重任。 1921年5月，刘少奇与任弼时、萧劲光等同志一同踏上开往海参崴的邮轮，而伯力与海参崴之间，则是日军的势力范围。刘少奇一行途中经过日本长崎，最终抵达海参崴。 不幸的是，当时海参崴正爆发鼠疫，对流动人员的检查异常严格。刘少奇等人的行踪引起了张作霖领事馆的警觉，他们误以为这一行人是孙中山南方革命政府派往俄罗斯的使者，遂将刘少奇、吴芳等几位同学带走审问。 面对审问者的连连逼问，刘少奇机智应对，坚称自己是前往海参崴从事裁缝工作的。由于他操着一口地道的湖南话，审问者难以听懂，加之问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信息，最终只得将他们释放。刘少奇与同学们一路辗转，途中虽屡遭检查，但所幸都化险为夷。在从海兰泡前往赤塔的途中，当地的一支红军支队曾邀请他们留下工作，刘少奇等人向司令详细说明情况后，得到了理解与支持，得以继续前行。在抵达莫斯科前的最后一段路程中，由于战争的破坏，沿途满目疮痍，倒塌的房屋、被炸毁的道路和桥梁随处可见。火车时行时停，有时需修复铁路方能前行，有时则需乘客下车搬运木柴作为火车燃料。历经水路、陆路长达3500多公里的艰难跋涉后，刘少奇一行终于抵达莫斯科。 新中国成立前后，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以及和平建设初期的种种挑战，我们党在毫无建设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许多人的思想尚未对如何建设形成统一认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唯一可以学习的便是苏联的经验。因此，在经历了一番艰辛的探索与实践后，我们最终选择了苏联模式，借鉴了其计划经济体制，刘少奇就开始负责起经济。